自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认为明代经学既无汉唐之精专,又袭宋元之糟粕,学术价值有限。但随着学界对明代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明学的价值日益得到肯定,特别是明、清两代学术之间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清代经学研究实际上是在明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深化,那么探究明代经学史就更有学术意义。因此本文以明代湖北经学为对象,在文献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明代经学发展的形势,对湖北地域内关于各部儒家经典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在展现湖北主要经学成就的同时,总结这一时期湖北学术的特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对明代经学的认识。论文分章节主要论述以下内容:第一章是介绍明代湖北经学发展的背景。在政治上,明朝湖广行省的设置以及武汉长江中游核心地位的确立,使明代湖北学术发展有了准确的区域定位。明朝中叶,随着嘉靖皇帝的登基,湖北成为龙兴之地,政治地位得到极大提升,长期被忽视的湖北文化渐渐进入明代学术主流的视野,黄州府更成为明代中后期文化重镇之一。在经济上,自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湖北在长江中游的经济地位日益上升,到明代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特别是明朝中叶之后以汉口镇为中心的鄂东经济圈的形成,为湖北人文的繁盛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文化上,湖北从洪武初年开始重建经学教育体系,官学的建立,书院的发展以及讲学的兴盛为湖北经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是对明代湖北经学文献进行总体考察。明代湖北经学文献有406种,《易》学和四书学数量最为丰富,在地域分布上以黄州府、武昌府和承天府为学术中心。明代湖北经学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洪武至成化年间是湖北经学的恢复重建时期,弘治至嘉靖年间是湖北经学的快速发展时期,隆庆至永历年间是湖北经学的高峰时期。之后由于明清鼎革,社会动荡,湖北经学逐渐沉寂下来。第三章到第八章则对明代湖北各部经典的学术情况进行专门论述。在易学方面,湖北自先秦以来一直都有研习《周易》的传统,汉代有荆州学派,宋代产生了项世安、郭雍、朱震三位易学大师。明代湖北易学更是流派纷呈,有传统的程朱派、创新的独抒已见派、佛老与心性派、象数图书派和古《易》研究派,其中以陈士元《易象钩解》和郝敬《周易正解》的研究最为突出。在《诗经》学方面,湖北作为明代文学重镇,是推动《诗经》学发展的重要学术力量。在复古影响下,尊《序》抑朱的郝敬和兼采汉、宋的李先芳分别代表了明代《诗经》学转变过程中的两种重要态度。在《诗经》文学化时期,以钟惺为首的竟陵派用评点时文之法,引领了一种新的经文诠释风气。在《尚书》学方面,张居正以宫廷经筵讲义撰成的《书经直解》是一部重要著作,书中阐发的君臣观与民本思想,体现了湖北学术经世致用的务实方面。此外以郝敬《尚书辨解》为代表的尚书辨伪学和秦继宗《书经汇解》关于《尚书》的集注汇释也颇有影响。在三礼学方面,湖北经学家在《礼记》研究、《考工记》内容的发掘和《礼图》的运用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特别是郝敬《周礼完解》、《仪礼节解》、《礼记通解》三部著作的出现,“礼以义为质””、“礼道合一”等观点的提出代表了湖北经学家在礼学义理研究上的突破。在《春秋》学方面,湖北是明代《春秋》经的科举重镇,特别是黄州府的麻城县,被誉为“麻城春秋”。在义理阐释上,郝敬《春秋直解》开辟了直义解经的新路径,而刘绩和樊王家则重视《左传》的史学内容。在四书学方面,陈士元《论语类考》是明代四书考据的典范,而郝敬的《论语详解》提出“《论语》为精华””的观点,是明清《大学》《中庸》回归礼经的文献变革先驱,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通过以上内容,本文对明代湖北经学的特点和影响进行了总结。湖北经学呈现三个突出特点。一是羽翼程朱,维护其正统地位。明代湖北经学家和著作忠实地阐发程朱传注,推动了程朱易学的发展和完善,扩大了程朱易学的传播和影响。二是义理解经,敢于创新。明代部分湖北经学家敢于冲破传统学术的桎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在个人经学成就上以郝敬最为突出,而以谭元春、钟惺为中心的竟陵派则在《诗经》学上独树一帜,而陈士元、秦继宗等人更是开考据学之先风。三是宏博外向,多元发展,以经学为核心,又向着史学、文学等领域不断拓展,对湖北经学内涵的丰富、各学科间的交互融合有积极、正面的意义。明代湖北经学的繁荣,推动了湖北文化攀上新的高峰,也是整个明代经学发展的缩影,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