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轮回呈现出一些颇有意味的信息。现代中国的教育文化领域内,每一次启蒙浪潮之后必紧跟着大规模的教育革新运动。历史惯性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信息:启蒙为现代教育的发生与发展、现代教师的出现确立着支点。文化领域内的启蒙之所以能位移至教育领域并起到如此巨大的推动作用,根本之处正在于纷繁芜杂的教育现象背后以启蒙确立的支点为深刻的基石。教师的存在因启蒙而在现代中国有了独特的价值与意义,教师形象在中国独特的启蒙语境之中产生。教师形象在论述中不仅指小说中被建构的客体也指教育的建构主体,同时在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建构主体与教师身份的重叠是大量存在的。中国启蒙的独特性是“百年强国梦”的救亡诉求与“现代国民性”的救人追求的合而为一,中国启蒙的这两条思想主线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生与发展、现代教师形象的衍生变化确立了支点。启蒙的独特性落实到现实层面,转移至教育学视界,新式学校的建立、学制的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革新、教育理想和信念等都被建构起来。新式教师正是在新式教育中产生并逐步成长起来。论文着眼于两代新型教师的成长历程,展示了启蒙在教育、教师的发生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为个人”即“为国家”的启蒙语境中,教师赋予了自己双重的角色认同,使之成为了一个精神执著的职业群体。正是在中国的独特的启蒙语境之中,小说中的教师形象呈现出两大整体特质:其一是教师形象把“救人”即现代国民性的诉求作为自己的教育理念核心;其二是教育救国救社会成为教师形象的教育价值归属。现代小说中的教师形象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的形象:堕落型、异化型与启蒙型。现代教师都有“新”的外衣,堕落型教师是本我的自我放逐,代表了人的欲望本原,异化型教师用本我状态对抗着各种挤压,两者以“非”的存在方式凸显着教师弥足珍贵的独特价值与存在作用。而启蒙型教师是人的信仰本原的生动展示,用自我甚至是超我的状态来回应着启蒙对于教师的要求。人是教育的目的而非手段,“人”的现代性意义的凸显使得现代教育体制下的教师形象得以把讲台作为了启蒙的原初的舞台,回归到原点的教师走进教室,用师者的自信与人格,用现代西方的教育理念、形式与内容开启着人之为人的启蒙姿态,而启蒙的更大的对象则是民众,局限于教室与都市内的启蒙走入困境与浮泛之中,教师形象由都市进入乡村,进入民间,借助学校社会化,选择广大民众便于接受新知的方式与途径,坚韧、虔诚地启蒙着乡间与民众。在启蒙的视野内,教师形象被历史的建构起来了,虽然他们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与缺陷。借助教师形象,文学家重构了整个社会对“教师”的普遍想像,二十世纪中国的启蒙大地上这一批先行者曾经用“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真诚努力达至人心灵中最温暖最纯洁的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