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出台，变“先证后照”为“先照后证”，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对商事主体的设立与经营实行“宽进严管”，对商事主体监管制度带来了挑战。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登记轻监管”的局面使现有的商事主体监管制度落后、思路陈旧，手段有限，面对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现有的商事主体监管制度也应进行改革，使商事主体监管制度能与商事登记制度相匹配，以适应放宽准入后面临的市场管理需求。国内外相关著作主要关注于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认为我国应借鉴西方的模式，将商事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分开，并对商事主体资格实行确认制而非许可制，全面放宽准入条件以激发市场活力。但西方的“宽进严管”是基于成熟的市场环境、法制环境以及完善的信用体系建设下的模式，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我国应逐步改革商事主体监管制度，做到对商事主体登记后的有效监管，为“宽进严管”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本文旨在分析新一轮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对现有商事主体监管制度产生的影响和带来的挑战，并研究如何对现有的商事主体监管制度进行改革及其与现有监管制度的过渡办法，以适应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带来的挑战。本文先对商事登记制度及商事主体监管制度进行概念性描述，并阐述现有两项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文章的重点在于探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与商事主体监管制度间的有效衔接，在对新一轮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方案进行详细说明后，分析推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以后准入条件的放宽与现有商事主体监管制度之间存在的矛盾。为使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达到目标，以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参考国（境）外相关先进做法，提出商事主体监管制度的改进化构想。该构想主要从改革商事主体监管制度中监管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监管方式的多样化展开，要实现这种构想，我国须在法律、市场信用、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条件。最后，文章试图从登记审查形式、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方式、监管法律责任等方面，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和商事主体监管制度进化与现行的制度之间构建过渡的路径，主要涉及的仍是法律体系的完善问题，由此使商事主体监管制度能够平稳进化，最终能顺应并匹配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维护市场的有序、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与以往研究中将商事登记与商事主体监管制度分开研究的方法不同，文章始终秉持“商事主体监管制度的匹配与完善是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成功的关键”这一理念，在分析探讨两项制度的改革、完善、相互衔接时，始终将两者紧密结合、通盘考虑，同时结合笔者的工作经验，对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与商事主体监管制度的有效衔接提出合理化建议。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与商事主体监管制度改革的经验积累，即使是深圳于2013年3月开始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与加强市场监管的试点工作，也由于时间所限，难以得出更多的经验做法。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以及改革试点区域的不断扩大，商事登记制度与商事主体监管制度改革仍会出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笔者仍将对商事登记制度与商事主体监管制度改革持续关注，不断参阅中外著作、总结工作经验，在此方面作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