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一批服膺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尊崇孔子和儒家文化,反对白话文运动,主张中西文化结合的留学知识分子们,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为典型代表。他们以创办《学衡》杂志为载体,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主张,注重文化的民族主义色彩,强调文化转型的秩序性和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并以东南大学为中心凝聚了一批具有相同文化理念的文人群体,以此与主导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化派分庭抗礼。因为创办了《学衡》杂志,后人将之称为“学衡派”。1922年《学衡》创刊后,尽管没有形成对新文化运动的有力阻挡,但学衡派代表了一种“学衡”现象,在当时无疑掀起了一阵波澜,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自由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纷纷表态,或支持、或同情、或唾骂、或不屑。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衡”观以赞同为主,但主要以圈子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作为当事人的保守主义者有阶段性的变化和自身的反省。而文化自由主义的“学衡”观则形成了反对、不歧视、赞同三大观点,这也符合自由主义所尊崇的独立、自由等价值理念。文化激进主义的“学衡”观无一例外都是反对的立场,但鲁迅主要是轻视、陈独秀是无视,主力则是以茅盾等人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尽管当时共产党人并未过多参与,但40年代初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学衡现象”的回应。其中发展“民族的”和“科学的”文化是对学衡派观点的超越,而发展“大众的”文化则是对学衡派观点的纠正。1933年《学衡》杂志停刊后,学衡派作为一个学派基本消亡,而后作为“复古”、“反动”的代名词,在革命的汹涌洪流中被历史所抛弃。然而到了 20世纪80年代末,在追求秩序和“国学热”的国内外有利条件下,文化保守主义潮流抬头,学衡派在历史旧纸堆中被重新翻出和评价。但80年代末兴起的“重估学衡”,不仅仅是对20年代“估学衡”的正名,更是渗透了学者对人物评价标准的思考和对文化现代化的时代回应,但同时也出现了评价标准错位,甚至有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错误倾向。对学衡派问题的研究,经历了 2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高潮,虽断断续续,但也跨越了20世纪,其实质就是一个“学衡问题”——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今天,我们再次审视学衡,一是从历史、政治、文化三个角度来给予客观评价;二是从学衡派以及三大主义中反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唯一方向;三是从反思学衡派的兴衰历程中寻找当前文化自信建设的警示内容;四是明确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解决“学衡问题”的唯一正确方向,也是终结“学衡问题”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