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事活动是地方文化活动的集中缩影。近年,随着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实力的提升,传统文化和新兴创意产业都备受重视,节事活动逐渐在公众面前展露视角,成为吸引游客、创造利润的重要工具。目前,我国旅游类节事活动近万个,然而真正形成品牌效应,组织生产中的经验技术被共享与传承,有良好口碑的节事活动并不多见。因此,如何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既坚守文化传统又符合时代精神,使节事活动不陷入“快餐化”的困境,思考节事活动可持续性发展的思路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国内音乐的日益开放和多元化,年轻人对现代音乐艺术的接受,大型户外音乐节自90年代末20世纪初在国内拉开序幕。近二十年音乐节的探索与壮大,为节事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解空间,也为我们对节事活动文化创新与持续的思考也带来充分观察视角。国内音乐节事的萌芽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转型社会的困惑与反叛情绪,地下与地上空间的市场转变,都让音乐节事活动无法独立于转型社会中困惑、冲突与摸索的宏观语境之外,伯明翰学派在音乐文化研究中的讨论和应用中所呈现出的表征理论正好能对此现象的理解带来新的认知和解释。其次,非持续的音乐节乱象中文化内涵挖掘、创意和传承的忽视也使得我们对节事活动产业的发展需要寻求更多的理论指导。此外,从国内音乐节近年的发展来看,真正有影响力的音乐节仍极少,多数音乐节同样缺乏延续性,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它的发生?是隐藏在节事的市场供求关系下文化的传递产生了脱节,还是技术、管理层面的原因导致的节事活动的文化未能得到更好的传播?进入节事活动的消费者又有怎样的感知和创造?表征理论作为一种“选择、表达、构建和塑造”创造过程的探讨,都将为节事活动中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以往旅游研究中对表征,以及表征和身份的讨论,主要关注的是表征过程中的某个方面,较少系统的讨论到表征的过程。与身份相关的旅游研究中,较少研究者尝试从群体的角度去探讨参与者在体验中所构建的身份感知与认同。而涉及表征和身份的研究中,讨论的身份主要是当地居民,较少将游客身份引入表征的研究。此外,以往音乐节相关研究较少以质性研究的方法从文化的角度切入,节事中与表征相关的研究鲜少出现,音乐节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文化如何被表征和传递,以及参与者的体验情况都还未得到深刻阐述。因此,本研究在对文化表征理论以及相关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引入了身份对表征过程的参与和体验,对音乐节事活动中的文化表征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迷笛音乐节是本研究的案例地,作为国内标杆性的户外摇滚音乐节,迷笛音乐节的历时长度、举办地的跨度、丰富的节日内容以及规模程度,都为我们对节事活动文化的思考提供了典型的案例地。研究结合了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和网络民族志的资料收集方法,文章使用的田野资料来源于在迷笛音乐节连续三年共七届的现场观察和该时期中音乐节前后全过程跟踪观察的网络资料搜查,以及2015年3月至6月持续三个月在北京迷笛学校的田野调查。最终获得的资料包括访谈样本共102个,问卷总样本共1600份,以及网络组织中的文本资料;音乐节历年的媒体报道、宣传册及创办人的访谈资料,另有公司项目总结报告,调研报告以及部分与音乐节的举办相关的会议现场记录等。音乐节相关记录片、照片,以及研究者田野观察记录也作为补充数据为研究带来更完整的理解。网络资料的收集则来源于乐迷及乐迷组织的微信群和QQ群在迷笛音乐节期间的状态跟踪、观察记录和每届音乐节前后组织内的所有聊天导出所形成的文本资料。此外,网络资料还包括近年网络、报纸的媒体数据资料以及BBS乐迷帖等。在分析过程中,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法中的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并以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了辅助分析。研究的主要结论:第一,音乐节事活动通过文化的表征、技术的表征和相关的变化完成了第一表征的过程,最终呈现出相关的概念。正如霍尔认为第一表征是从物到概念的建构,节事的表征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它建立在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基础上,是现实文化中的颠覆、补偿或延长,通过节的形式将文化放大、凝聚,集中的再现出来。对音乐节事活动来说,摇滚文化中的批判和反思,是现实生活中年轻人话语权缺失的精神补偿。被摇滚文化打动进京寻梦的年轻人,在底层对抗中成长为以迷笛音乐学校为中心的摇滚群落,在互帮互助中完成了音乐节的诞生和新体系的建立,是现实的延长。迷笛音乐节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也集中再现了青年人对时代现实中存在问题不断反思和批判的真诚态度。然而仅是文化的诞生并不能将音乐节变成可感知,参与和体验的活动,只有通过技术的形式以物化的手段将其构建成一个具体感知的概念,经由准备阶段、入场阶段、现场阶段、结束阶段以及贯穿全部阶段过程中一系列的运作等技术的方式将其转化为可感知的概念,才可能把这种文化通过节日进行表征。此外,节事活动文化的表征不同于物的生产,其生产是非固态的,变化的。在迷笛音乐节中,它通过原生文化的生长与传递,以及技术的摸索和发展,在变化中寻求发展。最终,在前期资料和分析的基础上,获得了音乐节事活动中第一表征中所对应呈现的概念。由此,音乐节事的第一表征通过文化、技术和变化完成了从物到具体可感知概念的表征过程,使音乐节事的文化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最终被建构,得以呈现、继承和发展。第二,本研究从“迷笛音乐节中文化身份的进入、创造和发展”,“参与者在体验过程中对概念的接收情况和所形成的身份认同”和“参与者在体验中所形成的意义”三个方面探讨了音乐节事活动第二表征中从概念到意义生成的过程。音乐节文化的号召力,吸引了拥有相似兴趣的核心参与者欢聚。他们作为同类人的聚集,暂时逃离确定的规范和主流社会准则的束缚,批判世俗社会中的不合理,释放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形成了与日常状态相区别的阈限空间,并创造和发展了一系列可分享的符号,成为乐迷相聚时默认的规则和遵从的文化。当音乐节开始举行,参与者进入音乐节中,第一表征中准备就绪的概念才变成第二表征中真正的概念呈现出来,研究结合田野和问卷数据的认知,发现乐迷参与者在对音乐节事活动整体的感受中,对所表征出的概念获得了较高的传递和接收。而音乐节的参与者不仅是被动接收了表征过程中呈现的概念,他们也主动创造了音乐节中新的概念且在参与者中具有高接受度。音乐节阈限中的超越体验和概念的高接收度感知,让参与者形成了自生性共睦态、意识形态的共睦态和规范性共睦态三种群体体验感知,在共睦态的共鸣中获得了身份的认同。当节事中所呈现的这些文化的概念被参与者所接收时,意义也在此时产生。通过对访谈中乐迷在音乐节的体验中所获得的感受进行意义的解读,发现对乐迷参与者来说,在音乐节的体验生成了让乐迷参与者感受到沉醉和分享的“乌托邦”,承载了参与者对理想生活状态的追求。这个乌托邦也许并未实现,却由年轻人在世俗之外的节日片刻的自我实践中所创造和构建,成为在世俗社会中自我融洽与释放的场所,是世俗社会冲突中的缓和剂,是在路上的乌托邦。第三,迷笛音乐节在多年循环演进的举办过程中,形成了表征的循环。由于音乐节事活动的时期性、一次性和周期性,在不断循环互动过程中,每当进入下一轮举行时,均能通过上一轮举办中的反馈,得到及时的调整,让音乐节的生命力变得可持续,走向专业化和规模化。不仅是作为组织方的音乐节在不断的自我精进,身份方的乐迷参与者也在音乐节历时中所发生的种种不确定事件时进行陆续反馈,在理解、接纳和期待的态度中促进音乐节的改进和完善。最后,研究提出了节事活动文化表征过程的概念性模型,进一步解释了节事活动中第一表征,节事活动中的第二表征以及表征的循环过程。这一概念性模型的提出,不仅拓展了表征理论研究在节事学科的实践,也从节事研究的角度对表征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深化。可以看到,本研究通过文化表征理论为音乐节事活动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进行解释,以经验性研究对理论做出进一步探索,将表征研究扩展到节事活动中动态体验和感知的传递视角,提出了节事节事活动文化表征过程的概念性模型,拓展了表征理论研究的边界,深化了表征理论的研究。该实践的尝试,跳出了符号传递中的指涉中意义丢失的可能性,为表征理论的研究在动态的节事活动研究提供了新的操作和理解方式,表明了该理论运用于实践中的可行性。研究从表征的角度来阐释和理解节事活动的呈现过程,让音乐节事活动的实践回归到文化本身,更新了现实中节事活动生产的理解,弥补了以往节事活动研究中文化的缺位,以及商业运营中对文化内涵的不透彻理解。节事参与者在节事活动表征过程中的引入,也实证了参与者不再作为“被动的观众”,而是为节事活动增添了主动创造的过程。此外,本研究所提供的田野数据为后续相关研究的进入提供了一些田野数据,同时在如何数据获取的方法论的思考方面也带来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