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至15世纪中叶,从中国的辽金时代到明代,同时期的朝鲜半岛古代国家从高丽王朝到朝鲜王朝先后进行了长达五个多世纪的北疆开拓。其中包括,从前者实施“北进”战略到后者实施“北进”新战略,从前者力主于半岛西北疆的开拓到后者力主于半岛东北疆的开拓。从前者仅拓展至鸭绿江中、下游南岸,到后者拓展至几乎整个“鸭-图”两江干流南岸。从前者在鸭绿江中、下游南岸仅建有屈指可数的几座主邑城,到后者在两江干流南岸全线基本构建了以“四郡六镇”为主邑城代表的“沿江防御体系”。最终,通过两代的“北进”,使得鸭绿江与图们江共同作为中朝双方“天然疆界线”的形势从此成为定局。在这个从北拓至疆界形成的过程中:拓疆意识是根源。在继承发源于先代并充分结合了自身独特需求而形成的这种意识,使得高丽王朝以高句丽的继承者自居,要重点“恢复”靠近“西京”平壤且便于开拓的其西北部地区;继而又使朝鲜王朝要重点以“恢复”位于其东北部的“祖宗旧地”为己任。“北进”始终是主线。它是高丽乃至朝鲜王朝持续获取疆土的永恒主题。高丽时期先有巧借时机、攫取疆土的纯粹的“北进”战略;朝鲜王朝时期,随着拓疆的深入,虽受制于国际形势与边疆环境之变化,却仍有为了“保国封疆”而要特别实施的以首重防御为目的的“北进”新战略。“四郡六镇”的设置是关键,也是本文之重点。从高丽末期恭愍王代“反元”拓疆开始,新兴的朝鲜王朝得以以此为根基,继续其新的开拓事业。在起初有限地进行了新开拓以及丽末拓疆成果的巩固后,朝鲜王朝便开始了以首要防御的“北进”新战略作为政策导向的“四郡六镇”的深入开拓行动。其从1398年至1449年,以1433年的“癸丑婆猪之役”及“癸丑阿木河事变”为全面设郡置镇的分界线,依次完成设立了:庆源(1434年)、会宁(1434年)、钟城(1441年)、稳城(1441年)、庆兴(1443年)、富宁(1449年)此“六镇”以及慈城(1433年)、闾延(1435年)、茂昌(1442年)、虞芮(1443年)此“四郡”。其中,尤其以“六镇”的设置最为复杂,故也是所需阐释的重中之重。虽然各镇各郡的设置原诿、历程各不相同,但却终能殊途同归,即以防御为“归属”。而正是这一“归属”,终究造成了“鸭-图”两江界河的“雏形”已然初现。“沿江防御体系”的构建成型是疆界最终定型的终结体现。它作为朝鲜王朝“北进”新战略的终极产物,由两大要素构成,一则是包含“四郡六镇”在内的沿江“骨干”邑城,一则是涵盖各类辅助工程的“江防辅助体系”。这种构成成分,尤其是其在构成之后的整体功能上所展现出来的“一体化”的防御理念,虽可类比于同时期明代的“长城防御体系”,但与之却不尽相同;而这不仅在于其以“骨干”邑城为体系成分中的核心要素,更在于其还别有标示“北进”既得成果乃至“封疆”分界之用意。因此,自全面建设“四郡六镇”以来,尤其是1440年平安、咸吉两道进入全盘防御布置以后,随着布防之地的增加、囊括区域的深入,它的整体形式与规模也在不断地臻于完善,以至于到15世纪中叶才由此基本确立了以两江干流作为疆界之格局。只不过,仍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古代各朝尤其是明朝,正是在其“包容”心态的支配下,对高丽乃至朝鲜王朝之拓疆始终处于“放纵”乃至“漠视”之姿态,最后只能愈发地促成这一界河定型之结局。两江界河定型后,自此开始以约定俗成的方式传承了下来,直至今日。这种稳定的传承,对于中朝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对后世再有有关中朝疆界的事务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