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来讲，学者们一直重视外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斯密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就强调资金积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到了20世纪哈罗德在对其经济增长模型的描述中，提出当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经济增长率时，应当利用国外储蓄，即引进外资来提高储蓄率。纳克斯在1953年提出"贫困的恶性循环论"，贫困的恶性循环分为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因此，他认为资本形成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核心，要克服经济增长的"瓶颈"约束，打破恶性循环，摆脱贫困，就必须加强资本积累，利用外资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　　罗斯托在1960年提出"起飞"理论。在这个"线性阶段模式"中，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后来在研究中他又加入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实现起飞的条件是净投资率要由5％上升至10％，还要不断引进新技术，使创新扩散到各个重要部门。引进外资的作用正是在于改善资本输入国的外汇状况，以便引进"起飞"必需的新技术和新机器。　　在罗斯托的影响下，此后的西方学者均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钱纳里·布鲁诺和斯特劳特等人逐渐认识到阻碍经济发展的不仅是国内投资规模的大小，还包括为发展工业而引进外国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先进机器和技术所需的外汇数额。他们为此提出"两缺口模型"，即国内资金和外汇的两大缺口，国内储蓄不足（即资金积累不足）要靠引进外资来弥补。　　事实上，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都存在着资金缺口。面对资金缺口，不同的国家采取的解决方法不同。例如中国在1949年后，实行中央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村，压低农产品价格，利用财政的转移支付手段，把农产品剩余转移给工业部门，产生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对农民，只有劳动参与收入分配，土地和资本不参与收入分配造成农民的收入水平低下。在城市中，工业企业注重生产积累，影响了职工工资水平的提高;同时，国家利用强制储蓄，增加居民的储蓄率，增加工业资金的积累。中国采取的是内部资金自我积累的方式。还有另一种方式便是引入外部资金，譬如韩国。运用外债资金比较得当，并取得良好经济发展效果的案例。韩国利用外债，改善了基础设施，加强了基础工业，为发展出口导向性经济奠定了良好的条件。　　清朝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惨败，朝廷的开明官僚急于发展国内的军事和民用工业，实现救亡图存，于是洋务运动展开了。但是，当时由于连年对外耗战、镇压国内的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除了同治中兴的短暂时期）以及战争赔款，中央政府的岁入大部分都被耗尽。洋务派在进行工业化尝试时，资金不可能全部来自中央政府，而当时也不可能寄希望于民间资金。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形态完全处于农业社会中，商品经济不发达，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实行实物地租。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多地少的人地关系矛盾导致土地的边际收益大于人力的边际收益，所以人们都把手中的剩余资金投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居住在城市的商人往往将商业利润用于购置土地，再出租给佃农，所以中国商人的身份是和地主身份结合在一起的。民间的资本都用于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投资，能够投资于现代新式工业的份额自然是很小的。再者，当时中国缺乏现代银行体系，没有股票市场，没有间接和直接的融资渠道，无法集中民间资本支持近代化的发展。总之，中国社会在近代尝试第一次经济起飞时，中央政府无法提供充裕的资金，而民间资本又难以积聚，在被迫开放国门的情况下，向外国寻求资金来源则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另一方面，清政府当时已经丧失了部分经济主权，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引进外资，债务债权两方的地位和当今国际债权债务国家之间的关系肯定是不同的。但是，从经济层面上考虑，晚清在开始近代化尝试时，面临很大的资金缺口，单靠国内小农经济的自身积累根本无法满足当时创办新式工业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引入外债是为了弥补国内的资金积累不足。总之，近代中国引进外债发展交通运输、通讯事业，还有轻重工业，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清政府举借外债始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清代外债中，占份额最大的便是用于支付赔款的外债，占外债总额的61％，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国力衰败，庞大的战争赔款成为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其中，清政府用于镇压起义和革命的外债中，数额最大的借款当属西征借款。在各项借款中，与经济发展关系紧密的是实业借款。其中，铁路借款占了实业借款的84.9％，客观上，不论外债的政治目的为何，外资在近代中国铁路修建事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外资和现代铁路事业的发展两者的关联值得深入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在26笔矿业借款中，汉阳铁厂借款、萍乡煤矿借款以及后来的汉冶萍借款占了19笔，占矿业借款的57.6％。张之洞主持的汉冶萍公司借款在晚清实业借款中最为引人注目，自然的，汉冶萍借款的相关情况、借款的生产运用的实际经济效果，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近代中国的实业外债确实有它"恶"的一面，在生产关系层面上，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输出剩余资本攫取利权的手段，在经济主权不断遭到蚕食的情况下，国家的半殖民地的政治地位也被不断强化。外债也标志着中国政府在鸦片战争后由被迫开放国门，到变被动为主动，在国家拥有半主权的情况下，利用外资发展国内实业以图民族振兴。在这个层面上，外资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首先是外债利用对洋务企业发展的影响，洋务派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矿业企业、纺织企业、电讯业，外债对这些企业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其次，外债对晚清铁路建设产生了影响，从1877年-1894年，全国的铁路里程为364.27公里，年均修建20.24公里;而从1895年-1911年，国内的铁路里程为9618.10公里，平均每年兴建里程为544.34公里。甲午战争之后到清朝末年，铁路里程的增长速度达到年均22.1％。正是由于充分利用了外资，才能使我国的铁路从无到有，迅猛增长。最后，实业外债带来引进新技术和机器设备的益处。张之洞利用鄂省织布局借款从英国定购织布机。湖北织布局开工之时有"布机一千张"，"有一千二百匹马力之压力"的技术条件，是当时国内先进的纺织企业，对民族工业的兴起具有示范作用。在矿业方面，汉冶萍公司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该公司的新机器、技术的引进，全是以外债为资金后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