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隐患。我国长期实施的规模粗放型增长模式固然带来了国民经济的飞速增长,但造成的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严重、温室气体超量排放等问题,制约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将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在此背景下,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也被赋予了“绿色”的使命。深入探索中国各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当地生态效率间的相互关系,对增强其环境承载能力,实现高质量经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首先,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绿色金融、生态效率以及二者之间影响机制的相关文献,对绿色金融影响生态效率的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绿色金融是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减排等理念与金融服务相融合,利用金融市场,加大资本支持、改进资本配置、鼓励科技创新、完善法律约束,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进而实现经济产出的增加、非经济产出的减少,从而提高生态效率。其次,运用中国中部六省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选取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投资、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碳金融等六个一级指标构建了绿色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再采用熵值法以年度为单位分别对六个省份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时间序列进行了测算。发现中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整体虽然较低,但发展极为迅速,各省在研究期间平均增速均超过20%,但仍存在区域差异明显,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然后,又利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中部六省及其省会城市和副中心城市的数据进行处理,测算出不同省市的生态效率。发现中部六省的生态效率水平整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各省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甚至安徽和湖北两省出现在小幅下降的现象。之后,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将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和生态效率水平两个指标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再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产业结构、科技进步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等五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对绿色金融发展如何影响我国中部地区生态效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并探讨了绿色金融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作用关系的差异性。分析得出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和山西五省的绿色金融发展与当地生态效率之间的作用,表现为“U”型,这与中部地区整体作用关系一致,但湖南省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而非“U”型。最后,根据上述研究实证分析结果,为提升我国中部地区生态效率,从加强法律制度顶层设计、丰富多元产品体系、促进信息共享与资源流动、坚持科技强国、以及优化国际贸易结构等五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