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和大卫·霍克斯都曾译过被称为中国古典名著之首的《红楼梦》,并获得一致好评,大批国内外学者对两个译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这使得中国文化受到世界的关注,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红楼梦》中起到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等重要作用,然而对作品中中医翻译的相关研究却很少见,对于杨宪益和霍克斯是怎样做好中医翻译、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医文化和接受中国文学作品的,我们不得而知。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中的中医文化、了解人物性格及其情节发展,本文对两个译本中的改写现象进行了研究,希望能够总结出中医的翻译方法和经验,对今后相关翻译有所启发,最终能够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首先,作者整理了《红楼梦》及其两个译本中的所有中医部分,并对其中的改写进行研读。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本文借鉴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中医翻译的研究过程和方法并采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两个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与操纵理论为支撑,描述译本中的改写现象并分析其原因与动机,从而揭示中医翻译活动的本质,总结其经验,以供借鉴。本文从中药名、症状以及药方三个方面对两个译本进行分析描述,研究发现,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人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改写文本。由于受到中国的意识形态影响,杨宪益更多的是保留原文中的中医文化元素,忠于原文,这样有利于把中医文化原汁原味地传递到目的语文化中,并帮助读者了解原文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原文中比较隐晦的疾病或症状,杨宪益在译文中也是做了相似处理以使译语读者感受到中国的文化习惯。有时他也考虑到读者的文化背景,与戴乃迭一起,发挥译者的主动性把译文处理得更接近目的语意识形态。霍克斯则截然不同,他受西方意识形态支配,其译文更符合译语文化,他考虑读者的阅读体验避免原文中晦涩难懂的中医文化扰乱读者的阅读,帮助读者准确把握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从而更好地接受中医文化和这部文学作品。还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于原文中一些比较隐晦的表达,霍克斯也是按照西医的习惯对原文中的疾病做了详尽的解释,这样改写更利于读者理解故事情节。在诗学方面,杨宪益受中国诗学因素影响更大,在翻译时按照中文习惯去表达,例如多主动语态、动词结构和短句,并采用中医领域词汇去改写原文,以利于西方读者完整了解中医。相比起来,霍克斯更多是受西方诗学的影响,他的译文中多被动语态、名词结构和长句,更多采用西医术语对原文进行改写,以便使译文更符合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让读者更通顺地阅读译文,接受中医文化。由于受西方诗学影响,在翻译完整药方的时候,两位译者均按照西医处方格式进行改写,这有利于减少读者的阅读困难,更好地了解中医文化；中医的诊断中多四字结构,两位译者也尽量按照中国诗学特征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句式特点,这有利于读者更完整地了解中医文化,感受到阅读的乐趣。研究发现,两位译者的改写是在一定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影响下产生的。杨宪益对于《红楼梦》中医文化的改写有利于保留原文中的中医文化元素,以帮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了解中医文化,进而准确把握原著中的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特征。霍克斯的译本更符合译语文化,是为了减少读者的阅读困难,更好地读懂其中的中医文化,掌握整部小说的情节,体验到阅读的乐趣。两个译本有利于读者接受中医文化,达到了译介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目的。这对今后的中医翻译有所启示,译者既要考虑在译文中保留中医文化元素,又要考虑读者的接受效果；另外一些诗学因素也要考虑在内,译文既要符合西方阅读习惯,也要兼顾中医行文特色,只有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才能让西方读者更好地读懂中医文化,进而更好地理解《红楼梦》这部文学作品,接受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