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税体系是基于分税制原则设计的一种税入体系。分税制度是近代以来各国广泛采用的一种税政经营管理模式,从这种制度设计出发,国家财政税入和地方财政税入被按照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国计民生中所分别承担的行政责任及其相应的财政支出负担匹配了相应的财政收入源,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种收入就是税收。中国的地方税体系的建构始于清末民初,这跟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及税收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清朝末年,不少专家学者已着手对规划地方税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施建议,并获得清政府的初步采行。辛亥之后,北洋势力掌持北京政府时期,北洋集团对于构建地方税体系态度持续变换,从袁世凯当国的漫不经心到曹锟时代的力不从心,故当时的地方税体系的构建并未获得较为明显的进步。南京国民政府建政之后,致力于基于国地分税的地方税体系的构建。但其建构目标以1941年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为限,前后却有所不同。在此之前南京国民政府构建地方税体系的着力点重在省级税政,在此之后则是以建设县自治为名全心投注于县级税政的架构。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控制的江西省政府的二十余年时间内,民国江西省政府权柄先后操持于朱培德、鲁涤平、熊式辉、曹浩森、王陵基、胡家凤、方天等人之手。这些人在响应南京国民政府构建地方税体系的政策规划的同时也曾经基于自身的政治追求和现实利益对于江西的地方税体系有所规划有所用心,其中尤其以熊式辉治理赣政的十余年间的税政举措至为鲜明,极有代表性。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在构建地方税体系的实践过程中,以1942年初为基本界限。在此之前,江西省架构地方税体系的重心在于省级税政。以熊式辉为典型代表的江西省政府构建了以田赋、契税、营业税、屠宰税、烟酒牌照税和清匪善后捐为主体的江西省省税体系,并通过种种运作手段将县税体系变成省税体系的分支乃至附庸、几乎独立经征的完整税项。1942年初,南京国民政府以抗战建国为号召,以集中财力为张目废除了省级税政体系；1946年以后,省税体系虽曾恢复,但独立经征的只有营业税且须以过半税入支援县级财政,不论规模还是实效都已无可观者。从1942年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将地方税体系的建构重心转向县级税政。此后的江西省在落实南京国民政府的规划过程中,相继颁布了涉及房捐、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和筵席及娱乐税等五个税项的地方性规程。但因民国江西战事频仍、经济破败,江西省的县税体系除屠宰税税项外,其余各项税入几乎全无规模可观者,遂使江西省县税体系以经征屠宰税为重心,且征收手段多有不合法之处。今天,我国的地方税体系尚在持续完善之中,成绩斐然之余也尚有需要持续改革的地方,反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地方税体系的建构过程与经验教训,虽然不乏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独特因素,但其间共性仍能对我们今天的地方税体系的建设提供一定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