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赔偿本起源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出于严格区分公私法，恪守民事赔偿补偿原则的立场，在私法中大都不承认惩罚性赔偿。我国虽然是大陆法系国家，但出于恶性产品事故频发的国情，和在国际市场中对本国消费者的保护力度过低的现状，故仅靠原有的补偿性赔偿体系已不足以平复严峻的产品责任现状，必须在产品责任中设立惩罚性赔偿以达到惩罚行为人和预防同类行为的效果。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7条首次在产品责任中一般性地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对于归责原则、适用条件等具体适用事项尚有进一步解释探讨的必要，且与相关法条的适用关系有待理清，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2款相互参照适用以确定具体赔偿金额、在食品领域与《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十倍赔偿交叉适用，这些规定互相支撑，共同构建了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本文除引言外，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丰田召回门事件”的评论，探讨我国产品责任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之现实意义。第二部分介绍了两大法系对惩罚性赔偿的不同态度以及这一制度在我国的立法现状及其合理性。惩罚性赔偿渊源并盛行于英美法系，而大陆法系对之则不认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是因为大陆法系奉行单纯的补偿性民事法律责任制度，认为惩罚仅是公法的职能，私法中的赔偿以补偿为原则。而我国之所以突破了传统补偿原则的束缚在产品责任中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因为这一制度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笔者认为补偿性赔偿存在天生的缺陷，即单纯的补偿性赔偿已无力遏制层出不穷的恶意产品侵权行为，而惩罚性赔偿正可以弥补其不足，惩戒和预防恶意产品侵权。第三部分具体论述了产品责任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独特的归责原则、适用条件和免责事由。与补偿性赔偿大不相同的是，惩罚性赔偿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要求经营者有“明知”的过错，并且要有造成受害人严重人身损害的后果。就免责事由而言，《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的法定免责事由以及过错相抵都可适用于惩罚性赔偿，所不同的是前者不当然适用于惩罚性赔偿中的销售者，而后者（过错相抵）在惩罚性赔偿中的适用则更为苛刻，要求受害人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非一般过失。第四部分探讨具体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由于修改后的《消法》第55条2款已对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计算方法做了详细的说明，故本部分仅对其作必要的阐发，并结合国外经验探讨在数额确定过程中应予考量的因素。第五部分探讨了该项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如不同主体间责任如何承担不明；未能与召回制度衔接；不同法律规定间的适用关系有待理清等，并对这些缺陷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