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境问题发生的原因有三种理论：技术论、制度论和文化论。技术论认为，技术或者因为其变成独立于人类的力量，或者被人类不当使用造成环境问题；制度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都可能导致环境问题；文化论认为，西方文化的外向性和侵略性是环境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道德、宗教和法律都是因应环境问题的策略。道德和宗教与法律在规则基础、规则原则和功能以及调整对象方面存在差异。法律相对于道德和宗教而言，其行为要求水准比较低，容易为人们共同接受成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法律不是针对人的内心，而是针对人的行为，不是消灭利益冲突，而是正视冲突并寻求解决冲突的办法。环境法学界缺乏对环境法正当性的整体和系统研究，往往把环境权理论、环境伦理学(特别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经济学分析以及环境正义理论等作为环境法正当性的依据。环境权理论经过法律实践的发展没有得到采纳，生态哲学与法律性格格格不入而难以成为法律实践的指导，经济学的效率不是法律的首要价值，环境正义理论适用范围的狭窄决定其难以全面诠释环境法。环境法作为应对环境问题的长久之计必然面临正当性的质疑。对法律的正当性论证路径主要有契约论、自然法理论、人权理论、正义论。契约论只是论证法律产生形式的正当性而非法律内容的正当性；自然法的来源过于神秘，内容缺乏统一性和绝对性，其内容的永恒性也难以解释法律的进化特征；人权观受到政治干扰不够客观，而且人权是正义的落实而非正义的源头。正义论才是解释法律正当性的最佳理论。正义对法律内容的要求以人的需求为起点。人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产生利益，每个人在利益追求上有差异，但利益客体对每个人都有用。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这些利益客体追求各自的利益。利益客体相对于人的需求具有稀缺性。对利益客体的追逐必然产生冲突。贯彻了正义的法律是解决利益冲突的工具。正义概念的核心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正义的内容是等利交换和等害交换。罗尔斯两个正义的原则解决基本自由、经济社会权利的分配。基本自由按照成员资格平等分配，经济社会权利按照贡献实行差别分配，当然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机会平等和有利于最少受惠者。差别原则包括按照需要分配的原则，按照品德、才能分配的原则，按照贡献分配的原则。真正的公正原则只有贡献原则(包括德才原则)。关于权利的内容有自由说和利益说之分，财产权的本质是自由，人身权的本质是利益。从终极意义上看，法律是施加义务而非保护权利，权利只是设定义务的方式之一。法律对利益客体的分配思路是优先设定权利，难以设定权利的，就直接分配利益客体或者设定义务。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客体即基本有用物品有环境资源和环境安全。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对环境资源的所有权的分配不如对开发使用权的分配重要，而在发放开发使用权之前对环境资源用途的规划则最为重要，环境保护最关注环境资源的用途而非其权利归属。国家一般将自然资源开发权和排污权分配给企业，分配原则首先是按照贡献原则，其次是德才原则。环境安全则实行平等分配。义务分配的顺序是：如果能确定具体污染者是谁，适用污染者负担原则，如果不能确定具体污染者，但可以确定污染者的范围，便适用集体负担原则，如果污染者的范围也无法确定，自然无使用污染者负担原则和集体负担原则的余地，只能由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来负担。对义务人课以义务的程度必须遵循比例原则。国家除了具有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义务外，还有维护最低环境质量的积极义务，甚至在条件许可时，即使在最低环境质量实现后还有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的义务。基本环境权是度量国家环境资源法律义务的标准。基本环境权无论如何必须得到保护。基本环境权属于基本自由，不能与其他权利和利益交易。基本环境权公权化只有政治障碍，没有法律障碍。即便对自然资源设定权利，公法也施加给权利人大量法律义务。制度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义务的分配。控制环境风险的制度有四项：市场力、政府管制、侵权法或普通法责任和社会保险。每种制度并非完美无缺，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边界、优点和缺点。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以实现环境法的目的。每项制度发挥的作用取决于问题的特征。在进行制度工具的选择时，存在以下两个层次的判断。第一，是选择管制还是侵权法或普通法责任制度?第二，如果选择管制，如何确定管制方式?一旦决定某个问题需要采取环境管制，至少必须面对三个问题：(1)管制对象是什么?(2)管制的判断依据是什么?(3)具体的管制措施是什么?给个人施加法律义务的环境法制度工具的选择主要依据是效率，但环境保护的目的和给谁施加法律义务则由正义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