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由此可见我国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否关系到我国行政诉讼目的是否能够得到完全体现,关系到公民权利的现实维护。人民期待根据法官权威的判断使纠纷得到解决,法官做出的裁判必须建立在合理和客观的事实和规范基础之上。然而,随着行政范围的扩张和行政管理权的扩大,行政纠纷复杂多样,如何应对?塑造事件的类型并找出典型要素的类型化分析方法给了我们重要启示,即构建行政诉讼类型制度。对于行政诉讼的类型化研究,西方国家的理论与实务已经相当成熟。英美法系国家早在12、13世纪就已经出现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采取相应的诉讼形式的令状制度的萌芽,后经几个世纪的不断变革,诉讼形式愈加完善。大陆法系国家,有的是从学理上研究诉讼类型,如法国,既有依传统的分类方法对行政诉讼类型的分类,也有顺应时代发展对行政诉讼类型的重新划分。德国不仅理论研究成果丰硕,并且其成文法也明确规定了诉讼类型。日本虽秉承德国行政诉讼类型的理论,但又不乏推陈出新,其行政案件诉讼法规定的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机关诉讼及民众诉讼中,机关诉讼和当事人诉讼可以说是其特色。我国台湾地区也于1998年修订“行政诉讼法”时规定了撤销诉讼、课矛义务诉讼、一般给付诉讼与确认诉讼等诉讼类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对在我国建构行政诉讼类型的问题进行研究,以薛刚凌、马怀德为代表的一些行政法学者已经在行政诉讼类型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应该说,学者们对于在我国行政诉讼应向类型化发展的认识是一致的,也都认为行政诉讼类型化既是世界各国行政诉讼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方向。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地方法院也曾经或多或少地对行政诉讼类型问题进行过一些司法尝试。这些都说明,无论是学者,还是司法工作者,都已经认识到了行政诉讼类型在保护当事人权益,实现诉讼目的上的作用,反映了行政诉讼类型化的迫切需要。但是,在具体应该如何构建的问题上,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对构建标准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造成各类依据不同标准而划分的诉讼类型杂乱堆砌。笔者正是基于这点,立足于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进行梳理和思考,明确行政诉讼类型与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关系,在把握几类基本诉讼类型的起诉条件、判决类型等问题的基础上,再讨论几类“特殊诉讼类型”的取舍,旨在动态中建构一套完善的行政诉讼类型体系,更好地实现诉讼目的,为实现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化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