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之邦,一部中国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不断遭遇灾害,又坚持不懈地与灾害相抗争的历史。在与灾害抗争的过程中,不仅存在着物质层面的防灾、减灾、救灾等措施,而且长期存在着文化层面的禳灾措施。禳灾是人们基于对灾害成因及应灾经验的感性认知,采取作用于灾害（而非受灾者）的应灾手段,大体包括针对旱灾的祈雨,针对雨灾的祈晴,针对蝗灾的禳蝗,针对疫灾的禳疫,这些禳灾措施都是作为灾害的文化反应而出现的,产生于灾害又重塑着灾害。学界通常认为宋代作为近世的开端,主张天人之际的真理探究,而非经传注疏的训诂之学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主流。无论是执政理念,还是思想文化方面,宋代都表现出对神秘主义的祛魅,呈现出务实理性的特征。在天人关系方面,宋代也出现了“天人相分”的趋势,将灾害与人事一一对应的天谴事应说日益衰落。然而,宋代无论是在民间信仰中,还是国家祭祀中都存在着通过祈祷、祭祀来应对灾害的禳灾活动。这些禳灾活动形式多样,在国家祭祀主要表现为祈报礼的规定及其实践,在民间信仰则表现为道教、佛教以及巫术中的救灾仪式及其实践。显然,这些禳灾活动不仅是历史的产物,更是文化的产物。本研究将灾害史与思想史、宗教史、民俗史等领域相对接,在梳理宋代禳灾制度的基础上,详细考察宋人关于旱灾、雨灾、蝗灾、疫灾的认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祈雨、祈晴、禳蝗、禳疫等禳灾活动。进而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理性化进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断调适,对中国古代禳灾活动的长期存在作出初步解释。文章以灾害认知与禳灾实践为主要框架,在宋代灾害观念及禳灾制度讨论的基础上,以当时的主要灾害,即旱、水、蝗、疫的禳灾实践为具体内容,将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讨论宋人的灾害认知与禳灾思想。本文认为阴阳五行灾害说是中国古代灾害成因的基本原理,由其所产生的禳灾思想广泛存在于宋代民间社会。天谴灾害说中的事应说虽然日益衰落,但灾害与人事相关的基本结构仍然保留,只是禳灾的重点开始从个人的修省转向普遍的修政。宋代出现了天理灾害说,灾害的发生不再被视为天谴,而是被看作人的领域内的事情,基于德性的禳灾措施也指向综合性的行政体制乃至政治制度。第二章讨论宋代的禳灾制度。宋代存在着因灾自谴制度、因灾修政制度、祭祀禳灾制度。因灾自谴制度主要针对皇帝,包括避正殿、减膳、彻乐、出宫人等措施;因灾修政制度属于国家政治层面,主要包括因灾改元、因灾求言、因灾罢相、因灾恤刑;祭祀禳灾制度属于国家礼制层面,具体可以分为皇帝、中央朝廷、地方政府三个层面。这一章主要集中于禳灾制度层面的讨论,与后文具体灾害的禳灾实践构成“互见”。第三、四章主要讨论宋代的水旱认知与祈雨、祈晴活动。尽管宋人对水旱灾害的危害以及降水机制有了比较明确的认知,但无论是士大夫,还是普通民众仍以“不道德”行为来解释水旱灾害的发生,因此,他们基于祭祀与禳灾的感应关系,建立起祈雨、祈晴的知识。在宋代的国家祀典中,仍然存在着雩祀,不过,官方的祈雨法无疑对旱灾更有针对性。宋代官方的祈雨法有五龙堂祈雨法、画龙祈雨法、蜥蜴祈雨法、投龙祈雨法,禁屠作为祈雨活动的辅助措施在南宋广泛存在。与之相比,前代流行的伐鼓攻社、禜城门等祈晴活动在宋代都相对衰落了。宋代地方社会的祈雨对象多样,具体的祈雨方式有祝告祈雨、灵物祈雨、残身祈雨、取水祈雨,后世祈晴时采用的扫晴娘在此时开始孕育。同时,佛教与道教通过提供祭祷对象、祭祀人员以及相关禳灾仪式广泛参与到地方社会的祈雨、祈晴活动之中。第五章主要讨论宋代蝗灾认知与禳蝗活动。宋代存在的鱼虾化蝗说与沴气化蝗说都部分显示出理性主义的色彩,但宋代仍广泛存在着把蝗灾视为天谴的观念,蝗虫被认为是贪官污吏的化身。在官方层面存在着通过祭祀祈祷来驱除蝗虫的祭酺礼,而在民间层面,由于捕蝗的作用有限,广泛存在着通过神灵祝祷,道教科仪与神符,佛教经咒来驱除蝗虫的办法,特别是南宋嘉定年间的蝗灾应对集中展现了宋代的禳蝗活动。第六章主要讨论宋代的疾疫认知与禳疫活动。根据禳疫原理的差异,具体分为巫术禳疫、镇物禳疫、岁时禳疫。巫术禳疫以传统鬼神致疫观念为基础,宋代官方医学中的祝由术、道教的法术与斋醮科仪、民间的“祀瘟”与“送瘟”都是宋代巫术禳疫的方式,可见宋代民众在求助医药的同时并不排斥巫术禳疫的手段。镇物禳疫以静物代替巫术活动,包括自然崇拜物、符箓、药品、圣水都可以充当禳疫的镇物,唐宋时期流行的“杜诗治疟”就是镇物禳疫的典型案例。岁时禳疫基于中国古代瘟疫与时令关系的认知,宋代在岁末年初与端午夏至等时间序列中展开的禳疫活动正是这种认知观念的体现,同时,由于节日和仪式的定期重复,岁时禳疫活动还建构了民众关于瘟疫灾害的文化记忆。本文是将灾害观念与禳灾实践活动相结合的讨论,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观察宋人对灾害这一客体的认知及其禳灾实践,探究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如何在传统思维的框架下得到调适。如众所知,宋代对防灾、减灾、救灾措施的重视的确展现出理性主义的曙光,然而,由于宋人对灾害的感知是超自然的,是与主观情感融为一体的,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通过祈求或胁迫可以实现事物现象与性质的转移,客体的灾害亦会在主体祈禳的“努力”中消失。禳灾活动所表现出的形象的、具体的、非逻辑的思维显著区别于启蒙运动以来基于抽象、分析与严格逻辑结构的,以理性认识过程作为认识目的的“合理化”理性,而是一种“巫术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