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1925)被视为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在该部作品中,伍尔夫不仅细致地刻画了人物的恐惧和焦虑心理,而且巧妙地揭露了导致人物焦虑的社会因素,充分展示了她对社会制度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很多学者从心理分析或社会批评的角度对《达洛维夫人》进行了研究,但是鲜有学者将其二者结合起来为人物负面情绪的产生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暗恐产生的心理过程和外部原因,探讨个体心理和社会控制的因果关系。通过呈现人物的负面情绪,伍尔夫展示了暗恐造成的心理表征。与其他类型的恐惧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恐惧是当被压抑的记忆或感情复现时,或者当某件事情对人物来说既熟悉又不熟悉时所引起的恐惧。人物之所以做出压抑的选择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不容许这些被压抑的思想或情绪的存在。当这些思想或情绪随着记忆、梦境等不经意显现时,人物的恐惧、焦虑就会被激起。在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控制之下,《达洛维夫人》中的人物陷入不同的困境。塞普蒂默斯有死者复生的幻觉是因为他压抑了自己的悲痛哀伤之情,这种情绪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克拉丽莎有自杀的倾向是因为她压抑了自己独立创新的个性,而她所生活的男权社会剥夺了女性的自主权。吉尔曼小姐义愤填膺是因为即使借助宗教之手她也掌控不了自己的生活,她的性别和她所处的社会等级决定了她为鱼肉,只能任人宰割。卢克丽西娅孤立无助是因为她的无助无处倾诉,且社会阻碍她和别人进行真正的交流,包括她的丈夫。然而,《达洛维夫人》中的人物并不愿屈服于社会统治阶级的控制,相反,他们通过与他人建立联系重构身份,通过挑战权威坚持真理,通过广施博爱寻求心灵慰藉。作为社会批评家的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对一战后大英帝国各种形式的控制和暴力进行了批判,《达洛维夫人》看似是对个人故事的暗恐式叙述,实则揭露了统治者利用战争、父权制度、宗教以及科学实现其统治欲望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