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背后是诸如基础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医疗等公共物品供给的失衡,这个现实与我国“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目标相违背。究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上存在“重基础设施建设,轻公共物品供给”的偏向。具体而言,在“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在多重激励下形成了偏好于经济增长的行为取向,这种行为偏好直接导致了其在公共服务角色上的缺失。本文第2章将“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理论和“晋升锦标赛”理论纳入到一致的分析框架中,利用Holmstrom&Milgrom(1991)提出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刻画了地方政府如何在政治晋升、财政分权和个人利益的多重激励下采取有偏向的支出行为,从而导致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失衡。然而,即便中央政府改变其偏好,如果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约束,扭转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仍非易事。第3章,以巴罗、邹恒甫等人提出的包含公共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讨论公共支出结构偏向的后果,重点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以经济性支出和非经济性支出之比衡量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个结论意味着,无论是在公平还是在效率层面,地方政府都应该及时调整其财政支出结构,从而更好地向“服务型”政府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