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长期影响，农民工往往就业于技术含量低、危险性高的边缘领域，工资收入低、工时长、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关系不稳定，流动性强等问题加大了农民工城市的求职交易费用；同时由于二元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制约，随迁子女接受教育“边缘化”，“入园难”、“入园贵”、“异地升学”问题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子女入学接受教育的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的增加严重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降低了其生活质量。事实上，由于性别差异导致的交易费用也有所不同：在求职领域中，行业和职业的性别隔离导致女性的职业层次总体偏低，求职领域大多集中在收入低、无任何就业保障的非正规就业部门；在子女接受教育过程中，家庭中母亲决策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入。然而，现有研究文献缺乏制度因素对农民工城市交易费用的影响研究，从性别视角研究农民工交易费用问题则更少。　　本文采用2014年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的数据，首先运用交叉表描述了不同性别的制度因素、交易费用（求职与子女入学）现状差异，然后运用负二项回归、对数线性回归、零膨胀负二项回归分析不同制度因素对不同性别交易费用（求职和子女入学）的影响。本研究丰富了交易费用理论、性别平等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运用，对降低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改善其生活质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对促进性别平等，保障妇女权益，构建社会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的创新性工作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首先，把交易费用理论引入农民工问题研究领域，并从性别视角提出农民工城市交易费用分析框架。以性别平等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资本理论以及交易费用理论，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概括出农民工求职、子女入学交易费用的影响机制。论文所构建的农民工交易费用分析框架，并提出了可量化的交易费用指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在农民工问题研究中忽视交易费用的局限，为促进农民工问题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理论价值。本研究结果对于降低农民工交易费用，改善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状况提供了政策启示。其次，揭示了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结果表明政策效果具有性别差异，社会资本中公职人员对农民工求职不仅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会有消极影响，研究结果为降低农民工求职交易费用指出了政策干预的方向。　　同时揭示了农民工子女接受城市教育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政策认知因素中户籍对融入城市社会对交易费用的不同纬度影响效果不同且有性别差异，社会资本则对子女入学无显著影响。这一结论对深化现有户籍制度的改革，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有重要意义。　　总之，论文基于性别视角，从制度因素中政策认知和社会资本两方面深入分析对农民工城市交易费用的影响，并从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自身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研究为全面认识和降低农民工城市交易费用，促进社会包容性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