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发轫于美国,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得到广泛应用。所谓反垄断执法和解,指的是执法机构在对涉嫌垄断的经营者进行执法过程中,基于双方的自愿进行谈判磋商,以最终达成和解协议的方式使反垄断纠纷得到解决。该制度的主要优点就在于在执法的过程中可以节约资源,提高效率。我国在200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45条引入了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在200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工商总局《程序规定》)的第15条至第19条,201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发改委《程序规定》)的第15至第18条中细化和完善了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的具体实施措施。由此可见,该制度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仍然存在着可操作性不强、公共利益维护的缺失等问题,和解制度的适用一直存在争议。不单单是立法,实践中援引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处理的第一个案件: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垄断案,也遭到了广大民众与众多学者的抨击。垄断案件不仅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而且现实情况变化多端,这使得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在我国的适用困难重重。究其该制度饱受质疑的原因,是因为执法过程中相关人员的利益分配及社会资源的配置会因为该制度的适用而直接受到影响,实施过程中必定会存在着执法双方、利害关系人、消费者、竞争者等各方利益冲突的问题。毋庸置疑,反垄断法的效率目标与其保护经济福利的目标是契合的,但是除了要强调效率价值,对经济公平的重视也是不可忽视的,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的衡平需要我们充分重视利益平衡这一问题。本文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法经济学分析法、对比分析法、法解释学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对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考察。文章正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即导论部分,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垄断案出发,通过简要分析提炼出问题。对于本文的选题背景及其意义进行概括陈述,梳理并归纳国内外研究现状,对其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同时简单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第二部分,考察了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的一般基础理论,从该制度的内涵出发,通过分析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具有非正式执法程序、补救式执法方式、公私法混合契约的法律属性,论证了该制度的合理性,即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取向与特有的经济逻辑。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的利益冲突,分析了利益冲突的主体、表现及原因。由于执法双方的地位不平等,利益冲突的问题不可避免的会在反垄断执法机构与涉及垄断的经营者中出现,此外冲突还存在于竞争者、消费者、利害关系人等第三方之间。利益冲突的直接原因,是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缺失,而引起利益冲突的理论原因,则是在经济法领域,存在着适用契约理论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第四部分,关于如何实现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的利益平衡,这一部分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要明确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对于严重违法的案件、没有进入调查程序的案件、执法机构充分掌握了垄断行为证据的案件决不能适用该制度。第二,应该坚持程序公开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利益均衡原则。第三,是关于利益平衡机制的构建。对于执法机构,应该明确规定权利以及义务,加强司法监督;对于涉嫌垄断的经营者,不仅应该通过细化书面报告制度督促及时整改,消除垄断的影响,还应该赋予请求变更、中止、恢复调查决定的权利,保障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的途径;对于相关第三方,应该完善公示制度,设立听证程序,建立公众评议机制来保障利益。第五部分,在文章的结语中概括了全文的内容,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作为反垄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与功能,通过和解制度,执法机构在执法的时候可以变得更有效率、也更有温情,平衡和解制度适用时的各方利益能减少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对抗,有利于创设出一种互利合作的执法氛围,进一步推动反垄断法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