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了医疗、教育、出版、社会改革、赈灾等一系列辅助传教的活动，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其中“文字布道”这一特殊形式可谓是我国近代报刊的萌芽。我国学术界对于新教传教士来华所办报刊的评价呈现出一个与政治环境密切联系的起伏状态。建国后至80年代，我国对于基督教及传教士的研究处于一个不可说的敏感期，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先是处于彻底否定、大肆批判的阶段，以“中国革命史”为框架对传教士报刊进行政治定性，指其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先锋”,后则进入冰封停滞期；80年代后，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学者也更加理性、宽容，人文环境、思想意识形态也得到了提升，加之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学界开始以新的“现代化范式”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侧重于研究分析传教士报刊在中西文化交流进程中的地位与贡献。及至今日，主流学界对新教传教士报刊的评价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将其定性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先锋”，其次是此类报刊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推进作用。港台、日本、欧美的国家对这一相同论题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可以说，此一问题相当复杂，其办报的真正动机为何，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我国主流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评价带有一定的偏向性，这既是政治环境影响下的结果，又与中国人对外国人及传教士的“集体心理记忆”有关。本文旨在通过对史料文本的详细分析，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传教士办报主观动机进行评价，即重点不在其客观产生的影响。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有了长足发展的西方国家渴望资本扩张的同时亦希望将基督福音传到世界各地，而当时的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禁教政策，且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处处与基督教教义对立，因此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与鸦片一样是不受欢迎的。他们便借用各种方式进行迂回传教，后期则不光彩地在帝国主义武力下正式进入中国，然而事实证明，客观环境的改善并没有使传教事业如期发展壮大，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壁垒才是真正坚不可摧的。因此后期传教士报刊从直接传教变为间接传教，即大量刊登西方的文明知识、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制度等来改变中国人自大的心理，创造一种适于基督教传播的文化环境。结合当时具体的报刊文本与传教士个人从事的活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传教士办报动机可以分为三层：一是报刊公开宣称的动机，是为传播教义、介绍西方文明，促使中国人民进步；第二层动机是通过西方文明的呈现，破除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轻视心理，建立一个类似西方的文化环境；第三层则是最终动机，包括办报在内的一切活动的真正主观动机是为传教。传教士对武力征服中国的鼓吹，少部分人对战争的直接投身，则是基于中国传教困难的阻挠，使其产生了与帝国主义、商人同样的心理，即武力叩开中国大门。与其说他们是战争鼓动者，不如说他们为了传教环境的改善而利用了战争这一不光彩的形式。所以说，新教传教士来华从事报刊活动的真正动机就是传播基督教，而“中西文化交流”、“帝国主义文化先锋”都是传教活动进程中所带来的客观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