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与他的唯一的一部小说《老残游记》,历来都引起不少学者的争议。本文运用客体本位观、官本位、经验本位观、女性观等观点对《老残游记》中存在的部分文化现象重新进行审视,发现处于中国近代启蒙时期的刘鹗,不可避免的带有过渡时期的特点。刘鹗虽然接触到了部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渴望发展实业以“养天下”,但在骨子里,他仍是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他所信奉的太谷学派,倡导“内圣外王”的“礼仁”体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然也就成为刘鹗的理想模式,他所接受的教育的环境使他主体性的丧失成为必然。他理想人格的代表老残在《老残游记》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统治者(驾驶者)能够带领中国走向美好的未来,导致国家危机的那些中下层的官吏(水手)。刘鹗的思想上的限制使老残成为几个“清官”的揭露者。刘鹗“修平”的忧患意识被“官”异化了,而《老残游记》中的张宫保、玉贤、刚弼也正是刘鹗“官愈大,害愈大”论调的明证。刘鹗的自恋情结使他把老残塑造成为一个淡泊名利的君子式的人物。《老残游记》中桃花山的故事是刘鹗关于未来的想象,但是中国传统的“经验本位观”没能使刘鹗的目光超越“三代”的理想社会,最终把桃花山描画为“桃花源”式的“大同社会”。刘鹗生平自命风流,妻妾成群,作品中的老残却是一个不近女色的君子,这依然是刘鹗自恋情结的反映。但刘鹗在《老残游记》中也通过老残表现出了对女性的怜悯,塑造了几个不同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社会,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刘鹗的女性观也依然存在着问题:男性是女性的拯救者; 理想的女性都是男性化的女性。总之,刘鹗以及《老残游记》在文化方面的研究依然是有待开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