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都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和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相联系,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民族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企业虽然是从事生产、流通和服务等的经济组织,但它的发展变迁与政府和社会都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更与渗透在社会中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对于企业的建立、发展以及破产等每一个环节,文化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比如西方有着崇尚独立、自由的“个体”文化,使得西方企业基本可以由企业家自主建立、可以由企业自身来拟定发展规划、可以通过企业家或者发言人来宣布企业破产,即便是西方的国有企业也只是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矫正市场失灵的产物,其目的是为带动民间需求增长,一句话它们是不得不用的办法,是市场经济的有效辅助与补充,所以西方企业的一切正常活动都基本由其自身来完成,无需外界干涉；而中国文化则刚刚相反,它是一个基本否定“个体”推崇“整体”、“集体”的文化,这就使得中国企业从建立开始就基本得由国家政府来组织,从而影响到后续的企业技术支持、市场定位、产品消费等一系列发展战略都需要通过国家这个“整体”来拿主意,最后就连宣告破产都需要找上级主管单位申请,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企业。中国国有企业发展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它从计划经济时代的辉煌到市场经济时代的暗淡,一部分企业经过改制的“阵痛”后又重新走向辉煌,甚至比以往更加耀眼。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以武汉市公用客车厂为例,通过从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变迁展现国有企业的体制变迁,总结里面所反映的经验与教训,并分析在此过程中,传统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虽然还是处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但它用博大和包容去兼容其他,一改过去传统社会主义文化的单一与僵化,逐步带来了包括企业在内的全社会的大发展,不仅使企业,同样也使社会主义社会向着更科学、更健康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