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观是一个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它决定着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目标、人生道路的方向,也决定着人们行为选择的价值取向和对待生活的态度。通过对庄子与郭象之人生观的比较研究得出二者对人生自由的终极目标,并结合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分析中自由观的异同。命运观上,庄子的命运观遵循他的“道”为本源,认为“命”是具有不可抗拒性,不可知的特点,所以庄子认为人面对“命”要报之以“安命顺命”的态度。郭象的命运观则是认为“命”就是“性分”,性分决定了事物的形态、发展和结局,所以命也是不可抗拒的。对于命运,郭象认为人要安性顺性,只有安于自己的性分才能安于自己的命。价值观上,庄子认为仁义是衰势的产物,是不符合人性的东西,仁义用利益蛊惑人心使得社会混乱,人心与“道”相背离。他反对施行仁义,认为人要忘仁义,只有这样才能恢复社会的安定,恢复人心的纯净,忘仁义才能与道融为一体。郭象则和庄子截然相反,他是肯定仁义的,他认为仁义就是本来就存在于人性里的东西,人施行仁义只不过是顺性而为,但是他反对虚伪的仁义,反对假借仁义、名实不符的作伪。他认为这个社会需要有圣人即统治者无为顺性地施行仁义,百姓也顺性遵守名教,那么社会就是安定的。齐物观上,庄子认为齐物就是要泯除世间一切事物之间的差别,认为万事万物之所以齐是因为他们本源是“道”;另外齐“物论”就是泯除人们对事物价值判断的各种言论。庄子认为人之所以有是非、美丑等价值判断是源于“成心”,“成心”使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事物进行判断,所以是非是无定的,所以他认为人要消除“成心”,不要谈论是非,要泯除对事物的价值判断,达到齐同言论,忘言论。郭象他承认事物存在各种形态,因为性分不同,万事万物虽在形状上不齐,只要他们在“性足”这个层面上是齐的,那么就是齐的。人们对是非问题的争论不休是性分决定的,而由于性分各异,所以不同性分的人是无法明白争论对方的立场的,所以他认为世人只要是在自己性分内对是非做评价都是顺性的,圣人只需顺应,任世人在性分之内谈论是非。生死观上,庄子认为生死是人最难以破除的困惑。生死不过是“道”的不同变化状态,人无法摆脱生死和预知生死,人生时应安生,死未必不如生,所以人只需顺应生死变化,无需贪生怕死。郭象也认为生死不由人,由性分决定的。其次郭象还在时间断裂的层面上将生死割裂,认为人的时间前后是断裂的,每一个时刻都和下一个时刻之间没有必然关系,所以生命短暂,人要充分安于当下每一个时刻,就算是此刻生,下刻死也能顺应生顺应死。逍遥观上,庄子认为真正的逍遥是忘却世俗世界、抛弃自身精神到达到虚静和自由,与道融为一体的精神境界,只有至人、神人、圣人这样无心、无名、无功的人才能达到。郭象认为世人皆可逍遥,只要世人在自己性分之内性足,皆能逍遥,世人之逍遥为有待逍遥。圣人之逍遥也无需身居山林,圣人顺性治理天下,身居庙堂而内心逍遥,这是无待之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