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文在魏晋南北朝蔚然勃兴，成为当时继诗、赋之外的第三大文体。它的题材和内容丰富多彩，令人目眩；它的体裁和形式复杂多变，又让人困惑丛生。章太炎推崇魏晋文，尤其重视当时的论说文，他把魏晋论说文的渊源推到晚周，从而将魏晋论说丈的地位置于魏晋其它文章之上；又从文章风格和体气的角度进行分析，将其置于汉代论说文和唐宋论说文之上。刘永济将魏晋南北朝论说文写入文学史，为之特辟专章；他的《文心雕龙校释》以《论说》篇为最详，体现了他对论说文的格外重视和研究有素。然而对于这一领域，当代学界的重视还远远不够，文学史罕见论述，相关的论文也不多。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如论说文的名称与含义如何?它的渊源是什么?为什么说论说文勃兴在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的结构是怎样的?运用较多的是什么修辞手法?不同论说文具有相同的文体风格吗?论说文与其它文体异同在哪里?本文在章太炎、刘永济的基础上，以魏晋南北朝论说文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上述疑问。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分析论说文的名义，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界说，并进一步探视它的历史渊源。论的本义是理，即言辞之宜理者；说的本义是谈说，即言辞之犀利者。狭义上的论说文包括论体文，说体文，难、评、辩等亚文体论说文，无标记论说文。论名源于子书中的以论名篇，说体则源于孔子《说卦》和纵横家之言，由于渊源不同，二者具有不同的风格，然而在后世渐趋同流。　　 第二章梳理先唐论说文的发展历程。先秦是论说文的孕育期，单篇论说文在这一时期出现，然而论说文的体性仍然模糊不清，作为说理文，子书的体式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汉代是论说文的发展期，数量由少渐多，体性由模糊走向清晰，论说文仍然没有成为说理丈的主流文体，处于子书附庸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是论说文的勃兴期，论说文作家大量涌现，经典作品相继产生，当时的文论对论说文给予密切的关注，并出现了论说文的专名专称。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的勃兴，根源于汉魏之际重大的学术转向，受到了魏晋清谈的巨大影响，并且同学科门类的日渐增多息息相关。　　 第三章考察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的题材内容。对论说文题材内容进行总结的著作有《文心雕龙》、《文苑英华》、《文体明辨》等，其成果给予今人不少珍责的启示。刘永济在《十四朝文学要略》、《文心雕龙校释》中的归纳集其大成，他将论说丈概括为八类，并在类别下列举代表作品，与前人相比，刘永济的划分和归纳可谓周密而详尽。本章从刑礼之争、兴亡之论、形神之辨、交友之论、天体之论等五种题材入手，深入探察论说文的题材内容，藉以展现魏晋南北朝论说文多姿多彩的风貌。　　 第四章从结构、修辞、风格三个角度对论说文文体进行系统地考索。诗有序，赋有序，论亦有序，论序的作用有二：一是提出问题，二是标明论点。论说丈的论点以位于篇首者居多，也有居于篇中和篇末的，随文定体，并无定式。由于注重逻辑推理，论说文大量运用因果连词，体现了该文体在行文中对于连词的倚重。魏晋南北朝论说文所运用的修辞格中，比喻、顶针、鼎足对三种常常用到，亦最为特别。论说文对作家学养的要求非常高，其它文体不能与之同日而喻，纵横家和名家成为秦汉以来论说文作家的两种“底色”，不同“底色”作家创作的论说文，风格各异：纵横家的论说文下笔纵放，崇尚茂美，因此风格多为博赡；名家的论说文开合有度，偏重约省，因此风格多为精约。　　 第五章考辨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的别一种格式--对话体。魏晋南北朝论说文有一半以上采用对话体裁，所谓的对话体，具体分析起来，有自问自答式、或问式、客主问对式、辩难式、书信式五种，其中，前两种是子书对话形式的遗留，第三种来自辞赋的影响，后二种则是对清谈形式的移植。对话体适宜用来阐述理论，因此适宜于论说文。语录体、对话体、专论体只是说理文的不同表现方式，并无幼稚、成熟之别，不必强分轩轾。辩难体是论说文的独特形式，它通过对清谈形式的移植，实现了对话体的革新。　　 第六章探讨论说丈与其它著作与文体之间的关系。由于源于子书，论说文相应地继承了子书的某些基因，然而随着汉魏以来子书的衰落和论说文的勃兴，论说文地位抬升，子书地位下降，论说文渐渐独立于子书之外，成为一种专门的文体。子书孕育了论说文，论说文又孕育了连珠，其形制由巨转细，由细入微，其内容则均为说理，相承不变。论说文与奏议、设论、注解等文体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显著的差异，在注意到它们相关性的同时，更应该给予充分的区别和界定。　　 附录有二，分别为《先唐论说文辑补》与《先唐论说文存目考》。前篇共辑录先唐论说文作者22人，论说文22篇，43条；后篇考证先唐论说文作者131人之存目论说文157篇，为辑录和研究先唐论说文提供更为全面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