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各国（地区）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和复杂,特别是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票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会呈现出“同涨同跌”的联动现象。这不仅在微观上影响着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资产配置情况,更在宏观上为金融风险的溢出和传染提供了通道。1987年美国股灾、1997年发源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至2009年发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等事件都表明风险能够在不同市场和地区间发生溢出和传染,这使得各国对于本国金融市场和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依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认知。聚焦国内金融市场,自2002年QFII制度试点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中外股市间相依结构将如何变化,极端条件下外国股市对我国股市的冲击情况如何,什么因素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着中外股市间的风险溢出以及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等问题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如何对资本市场间相依性和风险溢出情况进行准确测度一直是金融风险管理领域研究的重点所在。主要的研究方法有相关系数法、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GARCH模型、Copula函数和CoVaR模型等,其中Copula函数因形式灵活、限制宽松等特点在金融风险管理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刻画金融变量间相依结构的主流方法。Aloui等（2011）、Samitas和Tsakalos（2013）以及叶五一等（2018）等国内外众多学者将Copula理论运用至股市间相依关系的研究中。在风险溢出效应度量方面,Girardi和Ergün（2013）提出的广义△CoVaR对金融风险的测度做出了拓展,与传统的△CoVaR模型相比囊括了更多的尾部信息,能够更加准确的捕捉金融时间序列尾部特征。但目前广义△CoVaR在国内的实证应用还相对较少,欧阳资生和莫廷程（2017）以及曹洁和雷良海（2019）分别用分位数回归和时变Copula的方法计算了广义△CoVaR,结果均表明与传统风险测度模型相比,广义△CoVaR模型能够更加准确的度量风险溢出效应。在现阶段中外股市风险溢出效应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和发达国家股市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对于新兴股票市场,特别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对比研究则相对较少。此外,中外股市间风险溢出效应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研究也相对匮乏,大量文献关注的是股市间相依性是否发生变化,是否出现风险溢出或风险传染等问题。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本文对中外股市间相依关系和风险溢出效应进行测度,将联动对象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比分析中国和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股市间时变的相依性特征和风险溢出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来对中外股市间风险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本文选取包括中国上证指数在内的十一个全球主要股票市场代表性指数日对数收益率序列作为研究样本,以2002年我国QFII制度的确立作为我国股票市场对外开放的开端,将样本区间设定为2002年11月11日至2020年11月30日。本文首先构建了中外股市间相依关系测度框架,运用时变Copula函数计算动态相关系数作为中外股市间相依关系的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最优的时变Copula拟合模型计算得到△CoVaR和%△CoVaR,并将其作为本文风险溢出效应的绝对测度指标和相对测度指标。最后通过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从定量的角度探讨中国金融自由化、贸易强度、极端风险事件和宏观经济等因素对于中外股市间风险溢出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论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从时间角度来看,自2002年11月以来,中外股市之间呈现震荡上升的正相依关系。（2）从联动对象角度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股市和发展中国家股市间的相依关系更强。（3）以广义△CoVaR和%△CoVaR作为风险溢出的测度指标,发现中国股市对发展中国家股市有较强的影响力,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股市则更多地充当风险承担者的角色。在十个联动对象中,中日股市间的双向风险溢出程度最强,风险传染的关系最为紧密。（4）从成因分析结果来看,中国金融自由化和贸易强度对中外股市风险溢出效应并不具有普遍的影响机制。从极端风险事件的角度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外股市风险溢出的影响具有双向性和普遍性,而2015年股灾期间中国股市接受了来自外国股市的风险溢出。宏观经济因素对股市间风险溢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股市间。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将广义△CoVaR方法运用至中外股市间风险溢出效应的研究中,对中外股市间风险溢出效应的研究做出了扩充。在此基础上,为更精确的刻画中外股市风险溢出的动态演变过程,本文基于时变Copula模型计算得到广义△CoVaR,使其对风险溢出效应的考察更加切合实际。（2）本文从定量的角度建立了成因分析模型,试图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来分析各潜在影响因素对中外股市间风险溢出的影响程度和内在作用机制。（3）在成因分析模型中,根据我国股票市场近年来的实际发展状况,对庄晓玖（2007）构建的中国金融自由化指标做出改进。此外本文进一步关注非经济金融领域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以在我国首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代表,将其纳入成因分析模型的指标体系。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1）实证研究重点关注了中国股市与外国股市间风险溢出的情况而并没有考虑金融风险在外国股市间发生溢出和传染的情况,同时仅选取了十个具有代表性的外国股指,无法全面刻画中国股市在全球股票市场出现风险传染现象时所处的环节以及遭受冲击的程度。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增大样本量,同时建立更高维度的相依结构模型,使得结果更为贴近现实。（2）在成因分析方面,本文从中国金融自由化、贸易强度、极端风险事件以及宏观经济指标这四个方面探究了中外股市间的风险溢出的成因及内在机制。由于专业知识有限,对潜在影响因素的选择不够全面,无法全面解释中外股市间风险溢出效应的内在作用机制。未来可以对中外股市风险溢出效应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拓展和挖掘,从多个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中外股市风险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