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向人类展露了自身独特的魅力,给人类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前景,因此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在这种极力的推崇之下,科学技术似乎已经无法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渐渐地脱离了人类的束缚,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驰骋于人类社会这片广阔的草原上。而这样带来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科学技术不仅仅给地球表面带来了欣欣向荣,也同样破坏了人类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地球稳定的生态系统;科学技术不仅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也同样为毁灭这种文明提供了高效的手段。伴随着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克隆人等伦理问题的不断出现,我们开始不得不警觉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后果。为了避免这样的风险和担忧,上世纪50年代技术评估开始流行起来,它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预警性技术评估和建构性技术评估。每一种评估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科学技术的风险,但是二者又都存在着很大局限性。预警性技术评估,其评估主体过于单一有失公正性;自身过于依赖“预测”,而“预测”本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建构性技术评估适时地弥补了预警性技术评估的缺陷,但是其在弥补的同时又遗留下了很大的问题,首先,它自身也没有走出“预测”的困境,虽然强调评估主体的多元化,但是对于如何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观点,如何使评估不会沦为权力的附庸,并没有做出进一步探究。也正是在这种问题和困境之下,科学技术的预期治理的概念首先被古斯顿提了出来,并进行了初步解读,发人深省。但是通过进一步搜索并未发现其它相关的具体内容的文献。在此基础上,本文对预期治理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剖析。预期治理是以预期为基础,以治理为核心,强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追求探索未来新知的实践过程。它分为两部分,“预期”与“治理”。“预期”其实质为能力。它被设计为一种在整个社会中得以扩展的、具有广泛基础的能力,进一步具体地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能力:一是预见能力;二是参与能力;三是整合能力。它激励活动以预见性、参与性、集成性的形式或者通过它们自己的生产系统构建这种能力。这些能力支持鼓励了科学家、工程师、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公众去反思他们在新技术中的角色。同时,这三种能力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扶持的。“治理”作为预期治理的核心,其本质为实践,其目的在于实现和提高上述的三种能力。因此,与三种能力相对应,我们将其分为三种实践过程:多元参与的预见过程、民主视角下的参与过程和更深层次的整合过程。每一种过程不仅仅提高了我们的能力,也同时帮助我们解决了现如今科学治理的困境。通过强调多元参与的预见过程,指出我们不是预测技术或者预设某种未来,而是共同去探索新知的实践,这样避免了技术预测的尴尬;通过强调民主视角下的参与过程,解决了建构性技术评估遗留下的民主性问题、如何参与的问题;通过强调更深次的整合过程解决了如何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以及如何使得一种活动更加具有凝聚力的问题。它作为一种实践过程不会遇到评估标准的问题,若非得为其找一个标准,那么这种实践就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的。因此,“预期”作为一种理论基础,告诉我们是什么的问题,“治理”便是它的实践体现,告诉我们怎么做的问题。这样预期治理既有丰富的理论内容作为支撑,又有具体的实践作为行动指南,没有仅仅地停留在静态的表征层面,而是同时强调实践地动态操作层面,这对于当前帮助我们走出科学技术治理的困境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最后,本文对我国科学技术预期治理进行了现实的分析,阐述了不同利益主体在决策中的作用,并且对我国当前如何关注科学技术预期治理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