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极刑之苦相捆绑的索马里对于身处和平世界的我们而言,既遥远又陌生。在全球媒介的叙事空间中,索马里的悲剧长期被忽视,很难在连续的长篇报道中被全面呈现。现代文明教会这个世界尊重,但同时也带来了差异化和不平等。大众媒体对苦难的叙写、人们对悲惨的感知本不应有地域区隔,可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差别却决定了媒介注意力资源的分配,进而影响了公众对遥远苦难的感知。本文以1960-2017年间《纽约时报》对索马里饥荒的802篇报道为研究对象,基于框架效应、社会建构主义与同情政治等分析视角,用话语分析和文献研究等方法探索美国媒体在目的、内容、方式、价值、效果等层面形成的话语策略。研究发现,索马里摆脱殖民的独立运动、欧加登战争的爆发、冷战的结束、“9·11”恐怖袭击事件、索马里新政府的成立将美索关系分成了五个阶段。相应地,媒介的话语策略和受难者的形象塑造经历了阶段式转变过程,分别是:“数字化”展现作为背景铺陈的饥民形象、以“恐惧诉求”手段传播受难者纪实图片的视觉隐喻、受难者沦为饥荒展示品以诉诸“灾难的审美建构”、“去个体化”策略下以集体湮灭个体的同情抑制叙事模式、通过“熟悉的陌生化”手段建构受难的“他者”世界。每一阶段的核心话语策略是当时特定社会意识形态与对外策略下的产物,诉诸不一样的受众心理,饥荒受难者在媒介呈现中游走于“难民”、“暴民”、“传染病患者”、“失败国家的人民”、“恐怖分子”等多重身份中,进而促进了特定的受难者形象符号在当时公共情感空间中的价值传播和意义流动。与此同时,不同时期报道文本的话语功能与修辞指向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具体表现为:饥荒报道的“标准化公式”与时序模型、“认知失调”视角下大众媒体对苦难的驯化、文化契约内嵌于媒介叙事空间的意义流动。一言以蔽之,媒介化的痛苦和同情的政治取决于媒体的文化规范,而报道的词汇体系和叙事策略又提升了苦难的媒介价值。索马里饥荒被构建为落后政权的宿命、贫穷的附属品,国际救援行动在媒介叙事空间中的意义并不在于彻底结束一系列危及无数人生命的人道主义灾难,而在于塑造发达国家的英雄气质,彰显其“兼济天下”的道德决心。没有脱离国家利益的普遍友善,新闻报道通过强调安全世界的“我们”与失序世界的“他者”之间的分野等话语策略进一步强化了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权力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