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演变,中小投资者保护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学者们从公司内部治理、法律保护、市场监管、中介机构介入等多个角度对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的构建进行了广泛探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上各种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均存在一定缺陷。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国内外资本市场涌现出媒体对上市公司进行负面报道从而使中小投资者权益得到维护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让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媒体,藉此学术界出现了大量有关媒体报道与资产定价、媒体报道与公司治理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在媒体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是否具有监督和约束作用以及作用的机理方面并未达成共识,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拓展的空间。本文在系统梳理投资者保护与媒体治理相关理论与文献以及深度剖析中国制度背景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以下两个问题:(1)媒体负面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作用?(2)媒体负面报道作用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机理如何?对于第一个问题,本文以一个综合性的中小投资者保护指数作为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的代理变量,手工收集了2000年至2013年媒体针对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相关数据,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媒体报道基调逐条判断,接着就媒体负面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事前监督和事后约束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对于第二个问题,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制度逻辑学理论和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并进行实证研究。首先,从公司内部角度出发,探讨媒体负面报道对公司董事会治理和大股东自律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而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改善的机理;其次,从公司外部角度出发,探讨媒体负面报道对行政监管机构介入、证券交易所介入以及审计师意见产生的影响,进而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提高的机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媒体在中小投资者保护中的事前监督作用和事后约束作用均获得验证。具体来说,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越低的上市公司受到的媒体负面报道数量越多或负面报道占比越高;媒体对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有效促进了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改善。第二,从公司内部角度来看,媒体负面报道导致公司董事会相应做出部分调整,如媒体负面报道导致董事会规模缩减、CEO非正常变更、董事薪酬水平下降从而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提升的因果链条得以证实,而董事会独立性及董事会勤勉程度虽有所提高,但后续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治理效应未获实证支持。与此同时,媒体负面报道在遏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或鼓励其支持行为的促进方面均未产生任何治理效应。第三,从公司外部角度来看,首先,媒体负面报道可以促使行政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的积极介入且提高它们的执法效率。监管介入有力地推动了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升,但执法效率的提高对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改善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其次,媒体负面报道也会对审计师意见产生影响,进而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改善。第四,媒体负面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作用及其机理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产生一定差异。相比国有企业,媒体对民营企业的监督与约束作用更为显著,而媒体对中央国有企业的监督作用不明显,对地方国有企业的约束作用非常有限。从公司内部和外部角度来看,媒体负面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作用机理也会受到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突破现有研究从公司内部治理或法与金融理论角度对中小投资者保护问题进行探讨的范式,从法律外制度安排即“媒体监督与约束”方面探究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新机制,通过综合运用管理学、经济学、传播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将媒体负面报道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关系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在深度剖析媒体产业发展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制度背景基础上,系统阐释媒体负面报道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作用及机理,为解决中小投资者保护问题提供崭新的研究视角。第二,本文不仅搜集了较长期间的样本数据,实现了媒体效应研究的大样本实证检验,还采用媒介量化分析方法,即内容分析法,手工整理媒体相关数据,将量化信息拓展为质性信息,构建了上市公司新闻报道基调数据库,保障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同时也对现有研究作出有益补充。第三,本文尝试构建媒体负面报道作用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研究分析框架,形成针对媒体作用课题较为完整的因果分析链条;本文对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所带来的可能影响进行了更为深入地考察,进一步丰富媒体效应相关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解释现有研究结果不一致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为相关部门客观理性地看待媒体治理效应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