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我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现象令人瞩目。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文学刊物,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等为代表的文学社团,积极于儿童文学翻译实践;专门刊登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我国现代第一本儿童刊物《儿童世界》、种类繁多的翻译儿童文学丛书也相继出现;诸多现代著名作家也纷纷表现出对儿章文学翻译的极大热情。五四时期我国的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数量之大、种类之全、涉及的国别之多,影响之广,都达到当时的历史顶峰,儿童文学翻译热潮形成。五四儿童文学翻译热的发生,是否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动因?儿童文学翻译热既已发生,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翻译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又有怎样的文化特性?本文是以这两大部分为论述重点,从文化视角出发对这一文学翻译现象所作的研究,以期为重新认识五四翻译儿童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身份,研究五四翻译儿童五四新文学的渊源关系,进一步探索五四翻译儿童文学如何作用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等等研究课题,提供一些理论前提和研究基础。首先,近现代启蒙运动是研究五四儿童文学翻译热的发生无法避开的话题。回顾近代以来我国的启蒙运动,以近现代儿童启蒙为着眼点,从儿童启蒙思想的推进中寻找五四儿童文学翻译热现象发生的直接文化动因,是笔者的研究思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启蒙先哲为代表的社会性的,政治化、国家化、非个体的儿童启蒙思想,最终向五四时期关注儿童个体存在价值的,儿童本位的儿童启蒙思想转化,这种转化且直接催生了五四儿童文学翻译热的发生。儿童往往是儿童研究、儿童文学研究等的前提,儿童观的现代转变是近现代儿童启蒙思想推进的结果,之后又独立作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热现象的发生。现代儿童观作为内在的促动因素,使得翻译者能从儿童本身出发,为满足儿童的文学需求,对外国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产生更大的翻译需要。其次,在对儿童文学翻译文本的考察过程中,可以发现五四翻译儿童文学的文化特性之一:启蒙性。笔者从儿童文学翻译家鲁迅的翻译作品的解读出发,关注译者的翻译材料的选择上的启蒙性倾向,在文本(译本)细读的过程中,企图阐释五四翻译儿童文学的启蒙性内涵,包括民族独立精神的启蒙,人生哲学启蒙。最后,文学性自觉是五四翻译儿童文学的又一重要的文化特征。周作人、郑振铎是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儿童文学翻译家,通过对其翻译作品中展现的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翻译语言等的阐释,可得五四翻译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内涵。即,重现原作艺术价值、语言的儿童本位以及文学性先于启蒙性的文学性文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