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统治权利与公民的政治义务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蕴藏于西方政治传统中的对政治权力的不信任和对个人自由的信仰使得政治义务问题一直伴随着西方政治社会。有三种理论致力于说明政治义务的正当性，即获得性义务理论、自然责任理论和感恩图报理论。获得性义务理论有两条不同的进路:契约论与公平原则。它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把政治义务视为自我承担性义务和特殊义务。它认为公民的政治义务是通过公民主动而自愿的行为而获得的。契约论者认为这种行为有两种，一种是公民之间或公民与主权者之间订立契约，一种是公民对政府统治的同意。通过把订约与同意行为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许诺行为，他们把公民服从法律的义务奠基于遵守诺言的义务。但是本文将表明，社会生活中并没有一种事实上的订约和同意行为，契约论仅仅是一种理论假设;另一方面，践诺本身也并不是一种自然德性，践诺义务也并不是政治义务的基础。与契约论者把公民的政治义务奠基于订约或同意不同，公平原则理论家把公民自愿接受政府提供的利益看作政治义务的基础。哈特提出了比较粗糙的公平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公民之所以应该服从法律，是因为公民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各种利益。罗尔斯为该原则加上了两个前提条件，即制度的正义性和公民接受利益的主动性，并用它来说明政治义务。但是鉴于该原则并不能说明政治义务的普遍性，罗尔斯最终走向了自然责任理论。克劳斯科和阿尼森放弃了罗尔斯公平原则中的自愿主义立场，赋予公平原则以新的意义，很好地面对了各种挑战，但是其理论本身却仍然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