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敬爱与萧红在生活时代、个人经历、创作道路和命运结局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可比性,有关其作品的研究都历经获得主流文坛的首肯——冷遇——再评价的过程,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之引入韩中两国是她们作品得以重新评价的契机。本文着重采用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叙事学、美学等文学批评理论,对姜敬爱与萧红小说的主题表现、作家生平、社会文化背景、性别意识、题材取向、形象塑造、叙事结构、语言艺术和美学风格等进行平行比较研究。姜敬爱与萧红本着人道主义的情怀和现实主义的笔触,首先在小说中真实地书写了民众的生存苦难与命运悲剧:赤贫的生存环境、饥饿的痛苦煎熬、疾病的无钱医治和死亡的普遍存在。同时深入探索民族的灵魂,揭示与批判了人情的冷漠与病态的灵魂,努力发掘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歌颂了他们(尤其是女性)顽强的生命意识。姜敬爱与萧红的人生历程充满了坎坷与苦痛。她们都有着屈辱的童年、孤寂的心灵、饥饿的侵蚀、病痛的折磨、失落的爱情和不幸的婚姻等深刻的底层体验,因而能够真实地书写民众的苦难与悲剧。民族、时代是姜敬爱与萧红无法摆脱的社会文化语境,其小说主要通过地域、场景等凸现出20世纪30年代中朝社会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其中,中国东北(龙井、哈尔滨)是姜敬爱与萧红亲历与熟悉的空间,也是蕴含着民族矛盾与压迫的孤苦之地,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掳掠、残害妇女;另一方面是民众的愤怒和反抗。而怨沼与乱坟岗子是阶级压迫的隐喻,是表现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与压迫的创造性图示与意象模式。红玻璃花筒作为性别偏见与性别歧视的镜像,真实地道出了女性无名的悲哀、无言的沉默与自语、家庭的女奴、生育与泄欲的工具的现实困惑与屈辱。姜敬爱与萧红小说都表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但由于作家所立定视角的不同,而导致其性别意识的差异。姜敬爱一般站在男性视角审视女性,表现在保存传统家庭基础上女性的独立与自由的女性意识,而萧红多从女性视角出发,极力破坏传统社会的基础——家庭,表现对女性悲剧进行强烈反思的性别意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注重女性主体性的阅读,这就为探索两位作家性别意识的差异提供了借鉴。通过对作家生活与情感经历、小说文本的细读可知,母亲温顺隐忍和任劳任怨之精神的言传身教、中国古典小说忠孝节义、温良恭俭之儒家思想的熏陶,使姜敬爱在家庭生活和创作实践中都能够禀受并传承传统女性的道德规范。而萧红的性别意识是在其不断抗拒“菲勒斯中心”秩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她由家庭内的父权压迫看到了人世间不平等的现实,因而努力通过求学、逃婚、婚变等种种方式来摆脱其束缚。她走出了父亲和丈夫的家,却一生也没能走出“菲勒斯中心”社会为她布置的陷阱和罗网。姜敬爱与萧红的一生虽是个悲剧,但她们却借助笔下的女性形象彰显了强烈的性别意识,由此也成为表现女性意识的先驱者。在题材选择上,姜敬爱与萧红小说着重选择农工题材,很少或不表现爱情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她们都以塑造城乡底层形象,尤其是底层女性形象为主,但是前者是因人而写事,注重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的塑造,后者却是因事而写人,注重勾勒人物某一类型特征。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两位作家都塑造了被侮辱被损害凄惨而死的女性、苦于生计被迫出卖肉体的女性、纯洁而受旧道德旧礼教羁绊的女性、觉醒而不断反抗的女性、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的形象。然而她们笔下的母亲形象却构成鲜明的对比:姜敬爱塑造的是慈母,萧红描写的却是悍母。两位作家对母爱的反差认知与自己童年经历的母爱体验有密切关系,姜敬爱从小沐浴在母爱的阳光里,而萧红自小获得的却是冷漠、阴毒的“母爱”。在叙事结构上,姜敬爱小说采用传统的叙事体式,按照时间的顺序和事件因果关系的脉络,进行有头有尾的完整叙述,情节单纯划一,人物也有着完整而发展的性格,呈现出纵式结构的特点。而萧红小说却少有贯穿全局的统一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并且常常打破时空关系,将叙述、抒情、描写和议论融入至情节中,表现出开放式的“散文化小说”的结构体式,可谓之横式结构。在视角选择上,姜敬爱与萧红小说都喜欢采用第一人称主人公全知视角,但后者比前者更多使用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在语言描写上,姜敬爱与萧红都擅长采用民间的方言俚语,但姜敬爱善用拟声叠词,而萧红酷爱奇语散句。在写景状物上,姜敬爱是借景来渲染人物的心境,情随景生,人物常因受到自然景物的感染而生发某种特定的情感,从而更突出地表现主题;而萧红则采用移情手法描摹自然景物,景随情生,善于把人物的感情好恶渗透于景物描写中。在五觉的运用上,姜敬爱与萧红都大量运用视觉、听觉等五觉描写技巧,但是前者写得最突出最细腻且最有活力的是嗅觉,它囊括了自然界与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气味;而后者擅长打通五觉之间的阻碍,运用通感技法加以描写,显得形象生动。在修辞手法上,姜敬爱与萧红都运用了比喻、拟人、排比、重复等修辞技巧,但前者更喜欢用比喻和拟人手法;而萧红除此外,更擅长用排比、对偶。这些修辞格的妙用,极大地提高了语言的表现能力。在美学风格上,姜敬爱与萧红小说都具有质朴、含蓄、明丽和凄凉之美,但在具体的意境、格调和色彩的对比中见出差异。姜敬爱小说主要通过眼泪和凄风苦雨的自然环境渲染孤独哀愁的意境,萧红小说则不仅借瘟疫、坟墓、疾病、棺材、花圈等意象,更采用反讽手法来营造悲凉寂寞的意境;姜敬爱小说格调平实淡雅,萧红小说则沉郁顿挫;姜敬爱主要通过蓝、绿、白的色彩意象来寓示生命之力与和平之美,表达韩民族对纯洁、素雅、洁净、善良、和平、神圣的渴望与向往,萧红小说的色彩之魂是红色,伴之以红绿截然对比的色彩意象,这象征着中国人民对喜庆、顺利、成功、幸福等的审美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