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诗歌形象入手，着重分析伊丽莎白·毕晓普的诗歌形象如何与她对家的看法密不可分，以及这些诗歌形象如何反映了毕晓普不同时期对家的看法。本文援引毕晓普访谈、传记、经典评论、以及相关的儿童心理学理论分析伊丽莎白·毕晓普其人其诗。通过细读毕晓普在《北与南》、《一个寒冷的春天》、《地理三》和《新诗》中的一些代表作，笔者发现诗人对家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内在平衡阶段，外部寻求阶段和乐天知命阶段。 《北与南》代表诗人心路历程的第一阶段。此时的毕晓普塑造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超现实形象。通过莠草、玩具马、纪念碑及冰山等诗歌形象诗人巧妙地传达了身处纽约大都市的茫然失措。通过把内心挣扎转嫁于这些分裂的人物身上，毕晓普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支配感，有效地抵制了童年创伤给她带来的“崩溃的焦虑”。《一个寒冷的春天》标志了诗人心路历程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诗人先通过旅行后通过定居排遣心中的无所适从。令人失望的是，无论是各处的旅行还是先后在基维斯特以及巴西等地的侨居生活，都不能使毕晓普忘记她的客旅身份。旅行也好，定居也罢，至多帮助诗人重新审视家的内涵。这一时期创造的千姿百态的房子形象暗示了毕晓普对理想家园的渴望与怀疑。诗人晚年在《旅行的问题》和《地理三》中开始探究她无所适从感的真正根源。这时她才逐渐认识到童年的家园已经一去不返，失去的天堂不可能被任何其他事物所替代。回顾童年创伤及中年的变故，诗人意识到她命中注定要到处漂泊，居无定所。对过去的回忆反思使诗人终于觉察到写作的魔力。正是写作使毕晓普克服了终生困扰她的无家可归感。写作使她得以诗意地栖居在异乡的各地上。 本文将心理分析理论融入到具体的文本分析当中，笔者试图通过对伊丽莎白·毕晓普的个案分析来表明文艺心理如何在诗歌阐释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