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进入到社会转型期,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可避免的发生激烈碰撞。社会公众逐渐认识到了社会公益对私权存在的影响与制约力,维护公益也是为了在最大限度内实现对私益的保护,社会公益的维护已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之一。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成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制改革的必要内容之一。公益诉讼制度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为其根本,弥补了我国传统私益诉讼在权利保障上的不足与缺陷。面对诸多的公益诉讼问题,我国公益诉讼主体的缺失导致了对公共利益司法救济的无力。因此,从确立公益诉讼主体入手,扩张立法关于起诉主体的范围,解除立法对诉讼主体的限制,使诉权的享有者更为广泛,从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保障的平衡。随着民法基本原则由个体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化,在私法领域,国家干预民事活动日益加强。我国在构建公益诉讼制度时也应确立检察机关起诉主体的地位,既是基于对西方主要国家经验的借鉴,也是从我国检察机关的特殊职能出发。根据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是都是国家司法机关的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责就是监督纠正错误的裁定、判决和纠正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从起诉目的上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就是通过诉讼的形式,实现其法律监督的作用。从我国宪法确立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到其对一般诉讼程序监督实践来看,检察机关应是我国公益诉讼起诉主体最好的选择。从权利与权力的属性来看,国家机关的法定职责更具有约束性与可执行性,其作为社会公益的代言人能更好地实现国家职权的基本权能。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又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现行法中却没有规定其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是国家对私法领域的干预,必然会打破诉讼主体之间的平衡,其法律地位应该与刑事诉讼中是一致的。其作为“国家公诉人”提起公益诉讼,用法律来保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实现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救济,这在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处于体制转型时期是很有必要的,对人民检察院“国家公诉人”的定位是符合我国法律传统的。司法实践中,既要实现国家或公众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目的,也要防止检察机关过分适用自己的“国家公诉人”权利干预诉讼程序平等有效的进行,因此,在确立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时,应正确处理好国家权力与公众利益、检察监督权与诉讼权利的关系,在最大限度内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应结合我国司法现状与具体国情要求,范围不宜过宽,坚持有限干预公益、及时便利原则,科学分配检察权。在公益诉讼程序中,检察机关虽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但对国家公益的管理并非直接进行的,社会公益是否被侵害,侵害程度如何等信息不会同私益受损案件一样反映给检察机关。因此,建立以畅通的信息渠道为内容的公益诉讼审前程序成为检察机关完成维护社会公益目的的重要前提。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护公共利益,应赋予对于检察机关作出的诉前裁决有异议的控告人、举报人或利害关系人等享有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起申诉的权利。由于公益诉讼的特殊性,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利必须得到具体的程序保障,也就是,只要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目的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经过程序性审查后对于符合条件的必须受理。一方面要严格把握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公益诉讼资金支持制度,以保障该诉讼程序的进行。本文通过研究西方主要国家和我国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现状,并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和我国近年来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基础上,对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最终将人民检察院界定为“国家公诉人”,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与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