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精神病人肇事肇祸问题频发,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成为基层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难题。在推动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构建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提升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治安管控能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研究通过引入社区治理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立足于社区层面的治安管控,通过实地调研、非结构化访谈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我国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社区治安管控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当前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治安管控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并考察、借鉴发达国家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社区治理经验,进而提出完善我国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社区治安管控的相应对策。根据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状况和管控思路的变化,可将我国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社区管控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建国初期的酝酿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地方性探索阶段和《精神卫生法》立法推动下的发展阶段。调研发现,我国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社区治安管控存在着治安管控队伍建设滞后,监护和管理效果差,强制医疗适用难、送治难,疫情防控等非常态状况下管控机制失效等困境。形成当前困境的原因涉及多个层面:一是有关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治安管控制度供给严重不足;二是当前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各管控主体间的协调机制依旧不畅;三是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社区治安管控的物质保障不足;四是间歇性精神病人社区融入困难,反致肇事肇祸风险增大;五是实践工作中社区信息登记、定期家访、上门排查等管控措施落实不力。本研究认为,我国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治安管控应当依托社区,在五方面进行系统性变革:一是在治理模式方面,应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控转向社区精神卫生体系治理,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强化社区精神卫生治理体系内部各主体的协调合作,依托社区场域,补充社会资本,建立起常态化、体系化的管控模式。二是在机制构建方面,要从传统的以防为主转向主动服务,建设常态与非常态体系转换机制,通过建立多层级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网络,搭建自组织体系化治理架构,实现常态与非常态治理的顺畅转化。三是在管控手段方面,要从显性控制转向柔性化的隐性控制,通过关爱帮扶体系来兼顾社区成员的知情权与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权益。四是在社区支持方面,通过教育让公众接受并促进精神病人的社区融入,提早化解精神病人肇事肇祸风险。五是在技术支撑方面,应发挥科技赋能的作用,从以人力为主的传统型防控转向面向社区的智能化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