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运动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诞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历史偶然,而是自清末危机以来革命形势渐变推演的历史迫然。在“亡国亡种”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儿童在中国的发现更带有挽救时局的意味。“父-子”之间的正统权力关系在思想层面上先后被重重摧毁,革命思潮将儿童雕琢成为一种激进的革命意象,喻示反叛古老与传统,创造新生和未来。最后,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阶级斗争来“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方案,使儿童从此不再仅仅作为一种革命意象而存在。无产儿童被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定为是一支能改造现实中国的真实阶级革命力量,儿童运动应运而生。儿童运动真正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肇始于苏维埃革命时期。在此期间,儿童运动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因此在政策决议上虽历经调适波折,但终究还是为整个苏区儿童运动提供了规划和指引。儿童运动以共产儿童团为组织形式,它因承载革命、利益、教育与生活于一体而释放出强大的政治能量,是改造儿童、成人及乡土秩序的堡垒。儿童运动与学校教育也是在此期间开启其漫长的“协助”里程的,这不仅巩固了教育的阶级工具地位,而且还将儿童运动引入到学校教育,从而使学校成为“固着”儿童运动的理想场所。苏区儿童运动所承载的深厚党政期待,促使苏区儿童以无可挑剔的表现,来回答并回报党团的苦心经营。如果说土地革命铲除了乡土社会的传统经济基础,那么儿童则以其坚定的阶级立场、严明的组织纪律和果敢热烈的行动,撼动着乡土社会的礼俗秩序,儿童一跃而成为乡土中国的显要群体。抗日战争不但没有中断儿童运动的势头,反而为儿童运动继续扩大影响提供了机遇。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将儿童运动不断推向抗战前沿,儿童开始用其稚嫩的肩膀担负起民族道义与党政期待的双重使命。以抗日根据地为据点,儿童运动以“一锤定音”的政策转变,采取遍地开花的策略,将儿童组织进融抗战、利益、革命与生活于一身的抗日儿童团体,同样释放出强大的政治能量。陕甘宁边区是儿童运动的范本,通过严密的儿童团及少先队组织架构,和没有停止的“协助”运动,使儿童运动与学校教育之间的联系更加深密,小学校变成了儿童团。其它敌后根据地则直接将小学校作为儿童运动的支点和集散地,从而为保存战争环境中的儿童运动营造了壁垒。抗战时期的儿童运动在党、政、军的高度重视与通力合作下,不仅从规模上在各根据地呈现出浩荡之势,而且还使得儿童敌我意识分明、组织纪律严明并积极参与各种“运动”。儿童为守卫根据地而甘愿不辞劳苦,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充分证明为了保护更高的善而抗战的勇气,是不分年龄的,它就是一种天性。解放战争以自卫战争为旗帜,再次将儿童运动引入到与国民党及其政府决裂的道路上。虽然战争初期的儿童运动在整个青年运动舍留无定的状态下呈现出蛰伏之态,但随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广泛实验与逐步确定,以“土改”为契机,儿童运动得以重整旗鼓,而投入到以“土改”、“生产”和“战争”为中心工作的浪潮中。解放区儿童运动主要以儿童团和少先队为组织形式,直到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儿童组织统一为“中国少年儿童队”,此种双重局面才最终结束,从而奠定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运动的基本样貌。儿童团和少先队融解放、利益、革命与生活为一体,但在将小学校作为儿童运动的中心和主阵地的号召下,小学校成为了窥探儿童运动的主要“窗口”。同样,解放区儿童运动得到了儿童们的积极回应,特别是“土改”翻身儿童身份的彻底转换,尤为突出地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亟待研究的深刻政治命题。儿童运动从未间断的态势,与儿童一直忠诚追随的态度,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奇迹。当我们从全能主义政治理论的立场来回顾这部儿童革命史时,会发现儿童运动其实也是政治与儿童双向互选的结果,它就是一所改造现实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