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生命,最少面临着两个问题:精神生命方面的安顿与自然生命方面的满足。这两个问题均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有关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即形成“生命的学问”。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而言,这两个问题尤显突出: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一再否定使得中国人常怀价值迷失之痛;另一方面,长期的战乱及社会的动荡,民主、科学进步的缓慢,使得中国人常有生活贫苦之感。牟宗三把中国人的这种生命状态描述为“失根”与“挂空”。所谓“失根”,即指生命没有主宰;所谓“挂空”,即指生命没有依靠。这样的生命不能立起、不能充实、飘荡疲软、苦不堪言。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人之一分子,青年时代的牟宗三亦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生命之“失根”、“挂空”之苦。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为基础,牟宗三“证苦、证悲、证觉”,建构了体系庞杂的“生命的学问”。首先,他认为,忧患不安、折腾不已的生命先要得以贞定,酒色财气、逻辑数理、宗教信仰等均不能贞定生命,只有仁厚宅心才能使生命清净、安宁,寻得仁心,这就为生命“置了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就在于为生命“置根”。包括儒释道三家在内的中国哲学重视道德性、主体性,其关注的重点落在人之道德生命上,这就抓住了生命的根本。第二,重视了人之道德生命方面的安顿,同时也不能轻忽人之自然生命方面的满足,生命不仅要“定”,还要有“动”,否则,就是死寂的、干枯的、冷涩的。这就要求向内向上走的生命同时也能向外向下开。只有物质世界丰富充裕,人之自然生命才丰满充实。必须承认,西方文化于此处见长。但是,西方人紧紧贴在物质一层而益起争夺之心,最终,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毁于战火而不保。这表明,人之自然生命或物质文明需要德性的提厮。中国于事关物质文明之创造的民主、科学上落后于西方,但这并不是大问题,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一问题而“让开一步”,仁心自会坎陷开出原本即是其内在要求的民主与科学,这是一个“无而能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自然生命方面的欲求能得以很好地安顿。第三,以上所说的是人之道德生命的安顿和自然生命的满足之关键何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使道德生命与自然生命得一和谐,这即是康德所谓的德福一致问题。康德通过设准上帝之存在来保证德福一致,这是靠不住的。佛教的圆教思想为我们解决德福一致问题提供了思路借鉴。通过“诡谲的即”,我们能把德与福联系在一起,从而走向生命之圆善。生命之圆善还不是生命之圆成。因为,促成生命圆善的仁心一直处于“提起”的紧张状态,只有它“放下”,有“尧舜事业如太空中一点浮云”那般的闲适感、自在感、愉悦感,又经过一“有而能无”的过程后,生命方能“成于乐”。作为新儒家的集大成者,牟宗三的“生命的学问”是二十世纪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样,其实都是在回答个体生命与民族生命所面临的“救亡与启蒙”的问题。在与其它的伦理思潮的激荡过程中,我们能发现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的价值与局限:它为意义迷失的中国人寻得了一条出路,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方向,但是,它过重过久地停留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上,追求生命形式义、普遍义、超越义之精彩,因而,相对来说,缺乏对生命当下声息、生活世界、社会实践等方面的关照。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的价值与局限意味着它需要得到继承、批判与发展。台湾“鹅湖学派”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或在重主体性、重道德性等方面继承、光大了牟宗三“生命的学问”,或在“生活世界之实在性”、“历史社会总体之实在性”等方面批判、推进了牟宗三“生命的学问”。我们认为,继承和发展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需要在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互动及与政治、经济互动这两个方面着力,而这也是“后牟宗三时代”儒学发展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