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许多同上海一样的地区都面对“垃圾围城”的窘境,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近年来,我国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多重视后续环节,然而,其他发达地区的经验表明,源头分类才是重中之重。它可以极大地减轻末端处理的压力,提高处理效率,可以作为我国今后垃圾分类回收处置的方向。垃圾具备潜在价值,只要方法恰当,就可以变废为宝,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三赢”。作为第一批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上海的垃圾分类试点范围不断扩大,从曹杨五村到各区县。市政府为此也制定了很多配套措施,但是,效果始终差强人意。众所周知,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处理是一项公共服务,具有外部性特征,离不开国家统筹安排,政府能否有效供给直接关系到市民的生活质量。本文首先从理论基础出发,分别对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公共产品及政策执行偏差进行定义,认识到垃圾分类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还应该鼓励个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与此同时,在具体执行时,可以灵活运用各项政策工具,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接着,本文对垃圾分类政策理论进行了学习,分别是外部性理论、政府干预理论、公共政策执行理论和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经过各个理论的优点、缺陷和适用情况的梳理。发现我国从上至下的政府管理结构,恰好符合史密斯模型。为了深入研究,本论文默认目前的政策合理。因为影响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的因素众多,本论文采用史密斯过程模型理论,在认真回顾上海市垃圾分类相关政策的历史和执行现状的基础上,与预期作对比,以政策执行偏差为研究对象,从主体、客体和环境分析政策执行不力的原因,并探讨三者对政策产生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说明政策执行偏差的问题,本文以J区M镇的两个小区为调查对象,通过调查问卷和面对面访谈,发现情况如下。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取得了一些成果:社区清运情况良好;住户认知正确;居民自觉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居住环境得到改善。但是,政策执行也存在不少偏差:执行主体象征性执行政策;民众对政策不甚了解;政策环境还未成熟等。紧接着,本论文得出执行偏差的原因有:政策执行工具利用不足;目标群体认识不充分;政策环境约束不够。为了找到解决垃圾分类政策执行偏差的对策建议,本文借鉴了日本的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经验,结合上海市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从史密斯模型入手,探讨符合上海发展实际的政策执行的建议:加强政策的强制性、可执行性和连续性,完善政策体系;提高执法人员素质、执行机构权责匹配、完善配套设施、适当征收费用,增强垃圾分类执行主体的执行力;持续宣传、增加物质奖励、协同治理、提高全民素质,调动目标群体积极性。完善法律,呼吁政治关注、激活市场,提倡企业竞争、落实监督,鼓励居民参与。试图为本地区持续改进垃圾分类政策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