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以文革为题材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成了大陆文坛的主流,而与此同时一些海外华人也在用英文进行着文革写作,成了文革文学的海外映照。这些海外文革文学在西方世界获得成功后又被相继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海外文革文学作者大多是移居海外的华人,深受中西两种文化的影响,而且他们向西方读者讲述的是“文革”这一颇为敏感的中国故事,因此这些作品的汉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是一次中西社会文化的正面交锋。然而,目前对海外华人学汉译的研究多集中在谭恩美、汤婷婷、陈染和哈金等少数作家,且基本都是从具体翻译策略、回译中的问题、译者主体性这三个角度出发的。现有文献中,对文革题材的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少之又少,这些作品的汉译更几乎是一片无人踏足的荒地。鉴于海外文革文学汉译研究的匮乏,笔者将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上海生死劫》一书的翻译为例,希望为该领域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上海生死劫》为郑念所著的英文自传性作品,记述了她从文革开始到八十年代初出国这段时间的个人遭遇。由于此书题材的敏感性和郑念本身独特的中西视角,译者和出版社在中文版中对原文进行了较大程度上的修改,这实际上是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一种操控。因此,本文选取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为支撑,从主流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形态这三个角度出发,通过大量译例探究了社会文化因素是如何对翻译进行操控的。通过分析,笔者发现在主流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形态这三个操控因素中,意识形态的操控痕迹最为明显。在8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思想解放、文革反思成了主流思潮,而另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的把控依然存在。这就导致了在翻译批判红卫兵、四人帮的内容时,译者悉数翻出,甚至有时还进行了夸张化改写；但是在翻译批判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时候,译者通过改译、省译对批判进行了回避、弱化,其中,译者还采用了译者注的形式对错误史实进行了修正。赞助人的操控主要体现在出版社和读者这两个主体上。其中,出版社的操控体现在两个方面：题材选择、出版策略。在题材选择上,当时政府放松了对出版的管制,出版社得以根据市场需求选择出版内容,以获得经济利益,中文版《上海生死劫》正是在市场的需求下应运而生。在出版策略上,出版社为了不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把该书的体裁由回忆录变成了纪实小说,而且还对“AUTHOR’SNOTE"和“Praise for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这两个非主体内容进行了删改。除了出版社,读者是第二个重要的赞助人。首先,读者的需求促成了此书的出版。在80年代,读者对海外文学和文革文学有着强烈的需求,《上海生死劫》正处于这两种需求的结合点上,其出版也就顺理成章了。其次,读者情绪宣泄的阅读目的导致了译者强化了文中人物矛盾冲突,进行了小说化改写,而具体的改写则体现在诗学形态上。第三个操控因素为诗学形态,主要体现在序列要素对文学手法的操控、功能要素对题材选择的操控这两个方面。其中,序列要素对文学手法的操控又体现在两个方面：小说化改写和汉语习语的使用。为了满足读者宣泄情绪的需求,译者有意渲染了紧张气氛,强化了文革中对立双方的矛盾冲突。这种小说化改写虽然对读者更有吸引力,却伤害了英文版冷静、客观的叙事风格,而且人物塑造也与英文版有较大出入,呈现出了人物脸谱化、情绪夸张的弊端。另外,由于序列要素的稳定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了大量汉语习语。在英文版中有些语句明显是由汉语习语翻译成英文的,所以译者在中文版中进行了还原,而在更多情况下,习语的使用为译者的发挥,这样做拉近了译文与读者的距离。诗学形态中的功能要素主要影响了翻译题材的选择。在80年代,文革文学承担着促进思想解放、改变现实世界的社会责任,这也促使了《上海生死劫》的翻译出版。此外,《上海生死劫》在1988年之后就没有再版,这当然受到了当时政局的影响,而改革文学的兴起也取代了文革文学的统治地位,所以功能要素既影响着文革题材的出版,也导致了其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