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文坛,有一批作家在自办刊物《金屋月刊》上,热情地译介西方和日本唯美派作家和作品,并着力创作出具有颓废和感官肉欲的作品,进行着唯美和颓废的书写,在上海文坛引起较大的反响。而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是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时期,《金屋月刊》的这种对唯美主义的译介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细读刊物,我们会发现,《金屋月刊》撰稿人在译介外来文学时并没有自己的立场,他们怀着一种世界主义文学的心态,无批判无原则地拥抱西方和日本的唯美主义思潮。《金屋月刊》的撰稿人大多有留学经历,他们对唯美主义的接受和理解影响着刊物对外来文学的介绍。同时,这种对唯美主义的偏好和选择也与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关。政治上普罗文学的压迫和对个人价值的追求促使他们倾向与选择同样具有反功利主义色彩的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的确给他们带来了热情和动力,但这一切在上海这一特殊的半殖民语境中变得有些荒谬和肤浅。上海的消费文化已经在无形中操控着这些《金屋月刊》这些撰稿人,摩登的生活刺激和麻木着他们的神经,使其彻底失去了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和在译介过程中该有的译介立场。本文着眼点在《金屋月刊》的译介上,从外部的文化环境来解读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为何有这样一群作家热衷于对唯美主义的译介,在译介过程中他们的态度和立场如何,而这种立场也暴露出的文学与政治经济之间的结盟关系。具体来说,本文先梳理《金屋月刊》的形成,再展现《金屋月刊》译介的唯美面貌,最后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选择译介唯美主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