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主要涉及两个主题:一是论证埃及农业出口世界市场过程中的需求决定因素。二是探讨埃及农产品出口中国市场的潜力与机遇。文献综述与评价表明,虽然埃及已经完成或正在经历重大改革,但随着埃及农业贸易逆差趋于扩大,1994-2008年间贸易逆差额从22亿美元扩大到2008年的63亿美元,因而埃及农业出口贸易仍是富有争议性的经济学问题。此外,埃及农业出口贸易状况与主要特征表现为:在国际市场中呈现出剧烈波动和不稳定性,而且当埃及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政治或经济形势发生迅速变化时,高度的贸易地理集中和商品集中导致埃及的出口贸易更易受到进口国市场的需求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农业进口需求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加之受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民收入提高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驱动,通过适当的贸易机制扩大针对中国市场的出口贸易,可实现埃及农业出口贸易的合理的地理替代,并实现埃及农业出口贸易的扩张和多样化。截止目前,尚未发现有关研究埃及与中国间的农业双边贸易,或是探究埃及农产品出口中国市场的潜力与机遇方面的研究文献。针对上述背景,本文旨在评价埃及农业出口世界市场的绩效和竞争力,特别是分析1994-2008年间影响埃及农业出口贸易最相关因素;从探索调整埃及贸易逆差和实现农业贸易平衡角度,探究中国与埃及之间的贸易模式及其驱动力,揭示埃及农产品出口中国市场的潜力与机遇,并在理论方面探索推进两国双边贸易总量扩张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埃及GDP每增长1%能促使其农业出口增长5.42%;相反,由于经济增长和人口膨胀提高普通商品的人均需求,埃及的人均GDP增长将导致其农产品出口下降,即国内GDP增长本身会导致减少出口。进口国的人均GDP变化对埃及农业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表明埃及农业出口贸易遵循GDP模式——致力于生产和出口数量型产品,并依赖于总体市场规模,而未遵循人均GDP模式——集中于出口对收入水平敏感的质量型高附加值产品。交易波动率的系数为正且影响显著,说明埃及镑贬值不利于通过其合作国的货币流通及利率传递来激励农业出口。以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与埃及农产品出口的增长密切相关;与埃及签订了区域贸易协定(RTA)的成员国对埃及农业出口量变化的影响不显著,意味着埃及从区域贸易协定中获取的贸易利益微弱。通过对埃及29个农业出口公司的出口经理,就其农产品出口交易中的经历和难题进行问卷访谈,并建立了案例研究框架。基于调查结果,研究进一步研究阻碍埃及农业出口的一系列挑战与问题,其中立法和管制制约、体制和信息构架约束、国内生产问题、基础设施约束,是最具挑战性和重要影响的内部问题;而国外市场竞争激烈、市场管制、国际标准、贸易政策方面,是最具挑战性和重要影响的外部问题。通过埃及农业对中国出口市场问题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埃及的出口显著多于从埃及的进口,从而使中国获得大量的贸易盈余。然而,两国贸易量仍过小,商品贸易范围相对广泛。研究结果还清晰地显示,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几乎没有重叠的领域。因此,中国不会在埃及具有比较优势的大多数领域与埃及竞争。该结果表明,埃及的选定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具有商业机会。埃及对中国的实际农业出口流和预测农业出口流表明,埃及对中国的农业出口实际价值低于预期值,近几年的记录也显示年均出口缺口达到69%。其政策含义是,随着出口扩张潜力的充分挖掘,埃及政府应该采取正确的措施增加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量,即埃及仍应挖掘更多的机会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农产品。此外,已有的实践和研究发现证明,自由贸易协定(FTAs)促进了合作者之间的双边贸易。埃及政府和中国政府应该尽可能探求加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为了更清晰的说明埃及农业在中国市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本文以埃及向中国出口的企业为样本,设计了两次小组讨论。讨论结果显示,当感到不安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遭遇大量的市场准入阻碍,如关税配额、管制壁垒和动植物检疫措施。此外,中国管制具有易变性,新规程在没有预先通告贸易者或解释原因的条件下就被实施,从而在贸易管理制度与政策上导致埃及企业面临商业不确定性和风险。中国市场的规模导致难以对中国市场整体形成归纳,文化和语言壁垒也加大信息收集的难度,高昂的运输成本多次导致埃及农产品的终端价格高于竞争对手(特别是东南家国家)的价格。研究结果还认为,改进埃及农产品出口中国市场的准入机遇已产生,尤其是中国自给自足程度下降,为其他国家向中国输入提供了更大的机遇,从而要通过采取干预和措施解决现有挑战。作为许多农产品都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埃及能向中国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出口。本文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发现,要克服埃及农业出口面临的主要挑战,提高埃及农业国际竞争力,激励农业出口部门发展,需要通过构架促进出口导向的战略框架和路径,从而明确埃及农业在出口增长和竞争力提高过程中的挑战和障碍,并制定综合性的可行解决方案。本文提出一个能提高农业出口部门效能的路标,使其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驱动力。为此,本文构建了一组并按三个层面干预实施的规划(即宏观、微观、体系层面)。宏观层面的措施包括:加强农业出口信贷、保险、担保和激励;构建农业统计和出口经济情报的综合数据库,建立并维护质量程序;增强运输和物流服务功能;鼓励针对农业投入实施进口管制改革;促进法律体制现代化并减少行政管理壁垒;实施优良农业实践检定计划。微观层面的措施包括:完善市场并加大宣传推广农产品出口力度;发展包装和标签服务;提升人力培训和推广服务;制定完善合同农业的计划。在体制层面,本文认为应该实施增强出口协会功能和网络的计划,以及促进政府农业出口相关部门协调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