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而萌芽于1909年的南开新剧团则是最早直接引入西方话剧的渠道之一，对于中国北方的戏剧界，甚至整个中国的话剧发展都有推波助澜的重要影响。　　本文即试图以南开新剧团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以新剧团的制度奠基者张伯苓和艺术主导者张彭春的新剧实践为切入点，查看南开新剧团扎根于校园土壤所养成的独特的组织模式、经营管理、剧本创作、话剧编演，以及基于其上的中西话剧美学的融合。　　本文分三个篇章，第一章进行背景描述，勾勒南开新剧团所赖以生存的校园土壤，论述张伯苓如何将话剧活动作为教育手段融入其务实的学校教育体系，在这种融合中，一方面，剧团得到了来自学校在人员、物质、体制以及精神上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剧团与学校名誉的日益紧密，两者之间逐步形成了互惠的关系。第二章聚焦1909年-1919年南开新剧团的原创性文本研究。此阶段南开新剧团以张伯苓务实的话剧观念为主导，重视话剧的社会教化功能，以普罗大众为话剧的理想受众，轻视对话剧美学的探索与艺术技巧的运用。其相对保守的美学观念与1916年归国并任副团长的张彭春产生了一定冲突。迫于剧团的主导势力，张彭春采取了与旧话剧观念表面妥协的姿态，但又在话剧实践中巧妙运用了西方写实主义戏剧技巧，展现出中西戏剧美学在南开新剧团场域内的初步融合。第三章将重点阐发1919年-1937年南开新剧团新的剧本编演模式。权力更迭使张彭春成为此时期剧团的中心人物，其话剧观念开始贯彻到剧团的话剧编演实践中去，并在对西方经典剧本的改译编演与西方导演制的引入中逐渐形成了融汇中西的新的美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