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特约通信”,这个在特殊语境下产生的新闻栏目,它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变革是一脉相承的。袁世凯窃取民国政权后,全国的政治重心随即北移,上海作为全国新闻的集散地,势必需要一个中间人来传递信息。跌宕沉浮的时局、雾里看花的政治真相迫切需要通过新闻纸传递给民众,以正视听。于是,“北京特约通信”和风云际会的民初政治相互碰撞,形成了新闻撰述与政治舆论之间联动的局面。本文透过《申报》“北京特约通信”,来窥探“北京特约通信”如何建构民初的政治舆论,如何呈现民初的政治图景。《申报》作为我国近代报刊史上的一家老牌大报,其见证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变革,是研究近代中国史的主要依据。自1912年10月,史量才接手《申报》之后,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1912年4月,政府北迁,同年8月,《申报》上开始出现“北京特约通信”,此后,国内政局历经共和政制、袁世凯集权专制、复辟帝制和军阀统治等复杂局面。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下,在不同的驻京通信员笔下,“北京特约通信”为读者呈现了不同的政治景象。以“北京特约通信”对政治图景的描刻为基点,落脚于新闻通信与民初政治舆论的关系。文章以政治体制的形态发生质变的时间为节点,分别从三个时期来勾勒“北京特约通信”建构的民初政治图景。第一部分,文章从宏观的政治语境和报业环境来梳理,围绕“北京特约通信”的创始和《申报》的改革展开,探索“北京特约通信”创始的背景和《申报》“北京特约通信”的发展。“沪中心”近代报业格局的形成为“北京特约通信”提供了诞生的土壤,民初跌宕起伏的政治局势则是它的内容指向。而像《申报》这样实力雄厚的上海滩商业大报,在变革的潮流中不甘落后,顺应时代的要求,始终成为引领社会舆论的精英大报。第二部分,围绕着共和政制时期《申报》“北京特约通信”对当下政治图景的建构展开考察。清廷覆亡,民国肇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带来了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申报》初设“北京特约通信”,这一时期《申报》上的“北京特约通信”犹如政治新闻的记事本,勾勒了一幅暴风雨来临前的政治图景。以“二次革命”为转折点,国家政局陷入混乱,共和政制被一步步扭曲,“北京特约通信”也出现短暂失声。第三部分,重点论述袁世凯专制统治时期的“北京特约通信”。这一时期的《申报》北京通信由民国名记者黄远生撰写。黄远生,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文体的奠基人。他在担任《申报》驻京记者之前,是上海《时报》的驻京记者。黄远生笔下的袁世凯专制政治是沉闷压抑的。由于袁世凯对言论的禁锢,黄远生的新闻撰述对待政治的态度谨慎,只是暧昧含糊的督责,现实政治制约了远生通信的表达。直至袁世凯复辟帝制公开化,远生通信也被迫中断。第四部分,黄远生之后,名记者邵飘萍接棒《申报》“北京特约通信”的工作。这一阶段的中国政权被军阀掌控,从此进入了军阀统治的时期。不同于黄远生时期的慎言,面对昏聩黑暗的军阀统治,邵飘萍进行了恣肆无忌的揭露。从内政斗争到对外关系,邵飘萍笔下呈现的是一幅混乱腐化的政治大戏,一出接着一出,“北京特约通信”如实刻画了现实政治的图景。在结语部分,指出《申报》“北京特约通信”就像是一面镜子,记录和描刻了现实的政治图景,呈现和引导了政治舆论,并分析了承载“北京特约通信”的报刊、报人以及舆论环境对政治舆论的促动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