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北京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协调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以及周边地区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生态基础设施是指非建筑建设用地上的林木植被、草原绿地、河流湖泊、湿地滩涂、旱田水田、荒山野岭等“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用地结构。在快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提高区域经济效率。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环境问题突出，化解资源环境外部性的内生经济增长作用的不确定增加。导致了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城乡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虽有重要作用但有不确定影响。提炼归结为三个关键实证问题:1）在供给侧生态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2）在需求侧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会限制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吗？还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驱动生态基础设施建设？3)考虑未来本地与周边地区的生态联系规划发展情景，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如何满足城乡社会福利再分配的预期成效？　　以宏观供给理论为基础，探索研究北京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在供给侧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需求的情况。第四章研究北京市发展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归纳反映北京市社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应用主成份等聚类分析方法，总结了自改革开放到二零一五年间北京市发展先后经历的“起航”、“腾飞”和“巡航”三个历史阶段特点。发现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存在阶段性相对薄弱的问题。提出着重研究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变化影响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的分析思路。　　依据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尝试厘清生态基础设施结构变化对北京市城乡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第五章分析人口与收入增长对土地利用效率结构变化的系统影响，验证了生态联系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发现北京市与周边地区的生态联系对区域城乡经济发展的内生作用机理，即:强化生态联系可以促进北京城市经济发展对周边地区的溢出作用，弱化生态联系将扩大城市经济在京津冀地区发展中对农村经济的吸纳作用。依据发展经济学理论，第六章测算了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缺口。依据能源指标测算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对北京市的环境压力。结合雄安新区规划背景，基于不同生态联系的环境公平情景、环境治理情景和环境逐利的未来规划情景，分别预测北京市环境质量变化与城乡收入增长的库兹涅兹曲线。发现北京市主要污染物中二氧化硫排放量受到区域输入影响最大，其中受到天津地区大于受到周边河北地区的影响。解释了本地区环境治理不能有效改善本地环境质量，出现“越治理越脆弱”的治理悖论现象，启示京津冀地区发展中协调城乡经济产业结构同步调整的重要性。　　以微观需求理论为基础，基于2016年夏天北京市城乡社区可持续消费调研结果，实证研究分析了北京市城乡居民消费偏好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关系。结合应用定性与定量方法，第七章分析得出现阶段城区居民对改善环境基本需求层次的前五项依次为:有序停车位置、垃圾分类处理、良好道路、大树古树和干净楼体;远郊区居民对改善环境基本需求层次的前五项依次为:修缮良好的道路、河/湖/湿地、草地、增加路边服务站和清晰的道路标识。依据经典消费理论，采用分位数分析方法和类别分析等规范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得出北京市城乡居民的六类消费模式。发现城乡消费结构模式存在差异。其中受消费示范效应的内生影响，社会交往的文化因素是城乡生态基础设施需求异质性增强的主要原因，扩大了城乡相对收入差距。说明攀比偏好引起的示范效应模糊了北京市的城乡消费边界，扩大了对城区环境的改善意愿，缩小了对远郊区环境的改善意愿。因此扩大了城乡环境差异，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异扩大，出现了“城里的人不想出城，城外的人很想进城，先进城的人收入/消费比占优，后进城的人更难赶超先进城的人”的社会现象。所以说，通过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环境质量可以缓解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面对本地区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多样化的周边地区发展需求，以及模糊的城乡消费模式，第八章以中观区域协同发展理论为基础，综合研究在不同区域生态环境治理规划情景下，生态用地保持、能源结构优化和生态投资政策组合协调北京市城乡居民社会福利的预期成效。依据标准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方法，基于环境收入的示范效应构建环境间接税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编辑可计算的区域一般均衡静态模型，综合分析发现生态投资政策可以协调生态基础设施供需平衡关系。但是，政府直接投资对经济系统的敏感度高。政府引导企业和个人等民间投资对北京市及周边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有积极作用。基于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日益提高的需求，最后计算分析了城乡居民期望的生态投资回报率，分析结果解释了环境折现率对城乡用地开发结构的影响作用，指出了通过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组合增进城乡居民福利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