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共问题日益增多,如全球气候变暖、传染病跨国蔓延、全球金融危机等。这些跨国公共问题的解决能够使多国甚至全球所有国家从中受益,所以在本质上属于国际公共品。然而,目前国际公共品的供给却远不能满足各国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许多关键领域国际公共品都严重供给不足。因此,国际公共品供需失衡的矛盾亟待理论与实践上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我国作为正在快速崛起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这一挑战,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品供给之道也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课题。传统公共品理论认为,政府是实现公共品供给的有效机制。然而,目前整个国际社会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上,各国均有其独立主权,处于一种典型的无政府状态。这意味着与传统公共品主要依靠政府实现供给的机制不同,国际公共品只能依靠国家间的自愿合作来实现。但国际实践表明,在诸如控制温室气体、消除跨国恐怖主义、禁止核武器扩散、打击国际犯罪等许多领域,国家之间还无法进行充分的谈判与协调,致使陷入困境之中。可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成功的国际合作,如国际社会已经在抑制臭氧层消耗、消除天花、建立国际运输和通讯网络以及管制开放海域运输等国际公共品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功。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促进或抑制了国际公共品供给?为何有些领域的国际公共品被成功供给,而有些则陷入了困境?怎样才能走出供给困境?国际制度在其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了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国际公共品充分供给,应采取怎样的国际制度安排?这些便构成了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以Olson为代表的理性选择集体行动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和洞察。因为该理论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集团成员如何通过集体选择的方式实现共同利益,向集团提供公共品。为此,本文采用文献分析、博弈分析、跨学科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国际公共品供给分析框架。该框架的具体逻辑内涵是：世界新经济格局下的国际公共品既无法依靠超国家权威的世界政府提供,也难以依赖霸权国单边供给,往往只能通过各国自愿合作,即以跨国集体行动的方式实现。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国家,是否选择参与集体行动取决于其基于本国利益衡量的成本-收益结构。那么,各国的成本-收益结构又是受哪些激励抑制因素的影响呢?由于供给国际公共品的跨国集体行动是主权国家间的能动行为,是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国际公共品的客体属性和供给主体特征构成了各国供给决策的初始场景,二者所蕴含的激励抑制作用的综合结果,决定了各国的成本-收益结构。若激励作用大于抑制作用,即参与供给的收益高于成本,各国将会主动采取集体行动,无需明显的制度干预。但若激励作用小于抑制作用,即参与的收益低于成本,那么各国将选择不参与,从而导致跨国集体行动陷入困境之中。此时则需要明显的制度干预,亦即在各国初始决策场景的基础上增添一个新的变量——国际制度。原因是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能够通过诱发出更多的激励因素,实现对由客体属性和主体特征所决定的原始成本-收益结构进行重塑,使参与供给的收益高于成本,从而在供给客体与主体之间搭建起连接的桥梁,最终促进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实现。为了进—步检验上述理论框架的实用性,本文将该框架运用于新近成立的两个国际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从国际公共品的角度剖析这两个国际组织的性质与成立机制。依据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八章：第1章为引言。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界定主要概念、提出研究假设、说明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第2章为文献综述。主要对集体行动理论和国际公共品供给两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和评价,并发现二者的共通之处,从而为以集体行动为研究视角探究国际公共品供给问题奠定基础。第3章分析了客体属性对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公共品属性的三个维度——消费的非竞争性、对未付费者的非排他性以及生产上的加总技术性质,在各国选择是否参与供给国际公共品的集体行动以及参与程度过程中决定了潜在的策略互动所涉及的动力问题。对国际公共品在这三个属性上的差异进行分析,有助于阐明不同国际公共品所蕴含的激励抑制因素的不同,进而为是否需要国际制度干预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制度安排提供理论参考。第4章探讨了主体特征对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成果——集团规模和集团构成是影响集体行动的两个核心因素,以及对国际公共品供给的现实观察,本章分别从独立行为和联合行为两个视角,着重剖析成员国数量和成员国构成对跨国集体行动供给国际公共品的激励抑制作用。第5章论述促进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国际制度安排。基于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已有制度研究,结合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客体属性与主体特征,从理论上探讨了可能对各国产生正确供给激励的国际制度安排。分别阐述了选择性激励、替代性制度和组织结构优化三种国际制度安排促进国际公共品供给的机制及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第6章将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国际公共品供给研究框架运用到亚投行成立这一现实问题的分析中。首先分析了亚投行成立的国际公共品性质；然后剖析了亚投行成员国的特征；最后,探究亚投行这一国际公共品得以成功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亚洲国家异质性的存在,各国基于本国利益和他国行为预期会形成不同策略集合,进而在收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引下确立各自在跨国集体行动实现过程中的角色。具体而言,伴随中国的崛起,我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主动充当领导者的角色,倡议、组织和协调整个亚投行的筹建工作,其他相关国家则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择跟随参与或不参与。第7章将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国际公共品供给研究框架运用于金砖银行成立这一现实问题的分析中。与对亚投行的分析类似,本章首先考察了金砖银行的国际公共品性质,其次分析了金砖银行成员国的特征,然后阐明金砖银行成立中的困境；最后,剖析了金砖银行得以成立的集体行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砖银行与亚投行在成立的具体机制和实现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金砖银行得以成立的关键在于选择性激励、替代性制度和组织结构优化方面的国际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通过重塑金砖各国所面临的成本-收益结构,强化了合作激励,最终将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从而走出了集体行动的困境。第8章为本文的落脚点。本章立足于中国视角,主要探讨了新世界经济格局中我国在国际公共品供给中的身份定位,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分析与中国身份定位相应的供给策略选择及参与供给的具体措施。本文创新之处：1.构建了一个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国际公共品供给理论分析框架本文选取集体行动为视角,突破已有单一基于产品性质或集体特征的研究范式,从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客体属性与主体特征两个维度阐释跨国集体行动中可能蕴含的激励抑制因素,然后以此为基础探讨能够促使各国形成合意激励的国际制度安排。这一理论框架既在应用层面上拓展与延伸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运用范围,同时也在理论层面上深化了对国际公共品供给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为激励各主权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采取符合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提供了更为系统的理论阐释与政策指引。2.建立了一个基于国家异质性的国际公共品供给动态博弈模型Olson(1971).Russett(1971)以及Sandler(2004)等学者虽然注意到了国家异质性对跨国集体行动的影响,认为相比于小国,大国从国际公共品中分享的收益份额更大,因而更有供给的激励,进而指出国家异质性的存在有助于跨国集体行动。但他们的分析主要建立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缺乏对国家间动态博弈过程的考察。因而,本文以国家异质性的存在与国家间的策略互动作为考察对象,建立了一个分析跨国集体行动供给国际公共品的动态博弈模型。结果表明,因国家异质性的存在,决定了不同国家在跨国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可能充当领导者、跟随者或搭便车者的角色,进而使国际公共品供给成为可能。这一分析既涉及到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可解性,也涉及到国际公共品供给中国际分工格局的制约性。3.从国际公共品供给角度,系统阐释了新近成立的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性质与成立机制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均为新近成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目前关于二者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缺乏经济学视角的解读。本文应用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国际公共品供给分析框架,从经济学的视域结合博弈分析工具,对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性质与成立的机制、路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解析。结果表明,亚投行成立的核心原因在于亚洲地区国家间异质性的存在,尤其是中国在其中所发挥的大国作用。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主动充当领导者的角色,倡议、组织和协调整个亚投行的筹建工作,其他相关国家则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择跟随参与或不参与。而金砖银行成立则主要得益于选择性激励、替代性制度与组织结构优化等一系列国际制度安排,正是这些国际制度安排通过增强金砖各国的合作激励,从而将供给客体和主体有效连接起来,促进了金砖银行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