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戰國易學”,似乎依靠《彖》《象》《繋辭》諸文獻所闡發的思想而形成;事實上,戰國學人在“新天道”思潮衝撃下形成了新的宇宙論體系與道德形而上,《周易》及其傳注不過是他們闡發道論的文獻載體之一。本課題以“發展”命題,將研究重心放在從史巫傳統到戰國易學之間的幾個“斷環”之處,旨在考查當時學者如何銜接缺失之環以及這一工作的目的和價值。在文獻文化史的視閾下,本課題提出假想:戰國儒家通過汲取史巫文化,以整理“先王舊典”的形式實現了“哲學突破”,具體操作即爲對史巫所掌《周易》《春秋》進行序定、刪修、注解與傳述,在此文獻整理過程中,徹底將史筮之書轉化爲闡發含儒家新天道與倫理道德的文獻載體。藉此,所需探討處有三:一曰早期儒家汲取史巫文化的方法和目的,二曰戰國諸儒何以整理《周易》以闡發道論,三曰戰國後期精英易學與民間占筮的互動。早在西周春秋,史巫與貴族君子便在政治、文化諸方面分成兩個系統,早期儒家出於後者,努力學習史巫文化、引述其所職掌的典籍《周易》,並與之對峙爭衡,反映出儒家在“禮壞樂崩”之際亟需汲取新的文化資源以解決時代問題的文化心態。考查《彖》《象》諸傳,戰國諸儒至少做了序以“九六”與發凡起例兩項工作。通過“序定”,儒家消解了史巫傳統“某之某”的取象說(A爲B),將重心轉至序定下來的卦爻辭上;通過“發凡”,《彖》以“A而(以)B”的釋象形式,完成了將卦象提升到道德形而上的闡發,並以六爻與諸辭建構起“天-地-人”的宇宙模式。此外,《彖》《象》猶未捨棄先王舊典中“天”的神聖性及其表現出的宗教情結。在“新天道”興盛與民間新占術蜂出的時代背景下,考查帛書《周易》與清華簡《別卦》的卦序,其自上而下成卦、由悔卦統攝的操作思路與體例,背離了舊筮統“以貞爲主、卦分内外”的原則,反映出其應時代變革、便於檢索的創制目的與民間性質。與此同時,精英易學排抵民間占筮,創制“新占術”,兩股勢力的爭衡所呈現出的生存狀態、發展脈絡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