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发的商业丑闻,既损害员工、顾客、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也阻碍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甚至侵蚀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因此,组织伦理研究成为组织行为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国际关系中,国际竞争并非仅限于以GDP或军费开支为基础的经济竞争或军事竞争,各国还会开展以道德声誉为内容的道德地位的竞争,以增加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例如,各国在向联合国和平行动提供部队支援或为人道主义救济提供捐款等方面开展竞争。在此领域,一个或某些国家基于公允或正确价值观阐明合法立场,来赞扬、批评或制裁其他国家,被讨论为或称为道德权威。例如,中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国际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建设者,热点问题的斡旋者,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范围内享有道德盛誉。国家可通过非正式的道德影响力而非经济或军事力量的威胁和震慑来发挥领导职能,同样,这可推广或演绎到个人身上。圣雄甘地是公认的道德权威,他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不仅使印度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也激发了全球其他的自由和民权运动;他依靠“道德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受人们无比尊重和敬仰。在中国组织情境下,道德权威是否存在?何为道德权威?其如何测量?什么影响道德权威,道德权威又能为员工和组织带来何种影响?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扎根于中国本土组织情境,开发一个代表组织中道德影响力的新概念——道德权威,开展中国本土道德权威概念的内涵、结构、维度内容、测量、前因、结果、作用机理和边界等一系列研究,具体如下:（1）在中国组织情境下,辨识道德权威概念的内涵、结构和维度内容等。基于现有文献和13名被试的深度访谈材料,发现:（1）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道德权威具有基础性、群体性、多域性和复杂性四个属性;（2）道德权威被定义为:组织情境中,某个或某些组织成员在处己、处人和处事时具有伦理魅力和道德智慧,且能被他人尊敬、信服甚至追随;（3）道德权威包括三个维度——一般性道德、职业性道德和权威性道德,分别衡量道德权威者的道德广度、精度和高度;（4）其中,一般性道德和权威性道德与西方道德权威中的道德榜样和道德指导维度类似,前者侧重反映道德的影响力,后者侧重反映道德智慧的实用价值;职业性道德突出了权威者的职业身份,不同于西方道德权威中道德捍卫维度所强调的道德监察和纠错职责。（2）开发和检验了适用于中国组织情境的道德权威量表。严格遵循量表开发和验证的流程:首先,结合文献和访谈信息形成条目,确定中国组织情境下道德权威的初始量表;其次,在250名被试中开展预调查,根据量表的信效度指标,经过删减和修正后,形成了包括14个条目的修正量表;再次,选择159名被试进行正式调查,再检验修正量表的信效度,形成正式量表;最后,收集230名被试数据,通过描述性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进一步验证正式量表的信效度和因子结构。（3）在中国组织情境下,探索多类别或多范畴因素对道德权威的影响。从个性特征、认知差异、价值观判断等多个视角选取影响道德权威的重要因素,构建道德权威的前因模型,并对200名被试的调查结果进行模型检验,发现:人格特征中的宜人性、尽责性和开放性、认知因素中的同理心和批判性思维、价值观因素中的儒家传统价值观、中庸价值取向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对道德权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探究道德权威的影响效应、作用机理和边界条件。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构建道德权威对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非伦理行为影响的双路径模型,并包含放任型领导为调节变量。在多时点收集了255名员工的有效样本,并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道德权威通过社会学习机制和社会交换机制对他人的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和非伦理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放任型领导会放大上述效应——越是放任型的领导风格,道德权威对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和非伦理行为的效应越强烈。总之,通过上述一系列研究,在中国组织情境下厘定了道德权威的本土内涵、结构和维度内容等;开发出适用、可靠的测量工具,为后续道德权威的实证研究奠定概念与测量基础;辨识并检验了道德权威的重要前因;基于社会学习和社会交换理论框架,实证检验了道德权威对他人的关键组织行为的影响及其机理和边界条件,推进了道德权威与现有相关理论的对话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