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1年发表中篇处女作《孤岛》(《花城》1991/1),到2001年频频获奖的《玉米》,再到2005年的长篇新作,《平原》毕飞宇创作了十多个年头。用他自己的话说,其间“转了几个弯”:从90年代初期哲学的形而上的历史叙事(《叙事》、《雨天的棉花糖》等),转而对喧嚣世俗的城市书写(《九层电梯》、《林红的假日》等),再到冷峻客观的现实描绘和社会批判(《青衣》、《玉米》等)。无疑,这几次转变让毕飞宇的创作成熟起来,也引得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毕飞宇本人曾经说过“我想强调的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是‘典型’的那种,而是最朴素的,‘是这样’的那种。我就想看看,‘现实主义’到了我的身上会是一副什么样子。”纵观毕飞宇的创作,现实主义是贯穿其中的。但是不同阶段现实主义的表述与传达方式却是大相径庭。毕飞宇说,在创作初期,“现实主义是我非常鄙视的东西,那是没有想象力的标志”,因此他运用对历史话语的表达方式来宣泄,在时空隧道中任意穿梭、肆意追逐。但是后来,他的创作观念大大改变,认为观察力是不可或缺的,“观察力的价值就在于,它有助于你与这个世界建立这样一种关系:这个世界和你是切肤的,你并不游离;世界不只是你的想象物,它还是你必须正视的存在。”基于此,毕飞宇开始对当下的生活描摹刻画。毕飞宇强调的是对于生活的切近以及人物之间的情感的亲和,即不注重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典型化”,也不刻意地把握时代的宏大主题,而是力图在原汁原味的生活形态中“回归生活”,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平民化,实现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并同时注入某种富有永恒意味的人生哲理。本文力图从毕飞宇小说中“朴素的‘现实主义’”内容出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完整的对毕飞宇小说创作流变进行研究。通过对小说内容本身的解读与研究,从而进一步探求作家在创作过程为现实主义不断注入新的特质,以及这种“朴素”的特质在他“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呈现,进而更好地去把握一个晚生代作家的成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