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二十年间,各种灾荒迭发,兵燹匪祸不断,农民苦不堪言。除此之外,军阀与地主对农民的双重剥削,更是将本就处于困窘状态的农民一度逼上绝路。农民大量破产,农村金融亦趋于枯竭。为求生计,农民纷纷离开农村,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规模甚大的离村风潮。在天灾与人祸的双重加持下,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迎来了全面衰退与崩盘。灾荒严重,赋税严苛,金融枯竭,教育停滞,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农村社会面临着空前的生存与发展危机。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便深受儒家义理之熏陶与教导。而内圣外王,是儒家义理结构中的核心命题。从宋代开始,知识分子选择将建设基层民生秩序作为其外王的重要手段与途径,而“礼下庶人”又是其外王的主要目的。也是从此时起,知识分子与基层民生开始了一段长达两千多年的不解之缘,“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核心精神也在时代更迭中被不断传承与沿袭。因此,面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空前的乡村危机,知识分子便毫不犹豫地选择承担起属于他们的时代任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深谙舆论之重要性的知识分子便以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作为其为农村社会发声的重要舆论平台。《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刊,1948年12月终刊,历时45年,是当时国内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期刊。知识分子以此为平台,对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严重的灾荒、严苛的赋税、枯竭的金融、停滞的教育以及频发的兵燹等展开了全面且细致的调查与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借鉴性意义的措施与方法,力图复兴与重建乡村及基本秩序,展现了知识分子对基层民生之关怀。在灾荒救济方面,他们提出了“以工代赈”之策略,在加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济灾民的作用。针对水旱灾害引发的粮荒问题,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需大量进口粮食;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必须提高作物耐旱程度,以对抗旱灾之侵扰。另外,在灾后安置灾民上,知识分子亦积极呼吁筹措善款,在他们的积极宣传与呼吁下,灾后救济工作得到了明显有力的推进。在赋税改革方面,知识分子主张废除厘金以及各种田赋附加税以减轻农民负担。以贾士毅为首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裁撤各项厘金的法案,积极将废除苛杂落到实处。在金融救济方面,知识分子主张设立农村支行以及各种农村信用社,以改善农民经济窘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使农民之困窘有所改善。但囿于当时民国政府自身之贪腐与国内战乱之大环境,此项提议并未取得较大成果。在农业生产改造上,知识分子主张普及农民对机器以及化肥的使用,以提高作物之产量;另外,为了应对水旱灾害（主要是旱灾）,应对灌溉方式加以改良,以提高作物之成活率。在教育改革方面,知识分子更是主动投身于乡村教育,企图以改良与发展乡村教育救国。在土地制度改革上,知识分子就土地国有还是私有意见不一。主张土地国有者认为,土地私有是造成“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富者连田阡陌”的根源;反对者认为,土地国有无法在现有国情之基础上实现,不如徐徐图之。但他们的建议与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亦为当局土地制度之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但遗憾的是,三十年代后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国民政府对知识分子的严厉控制,知识分子重建基层民生秩序的任务就此中断,只留下一声饱含着诸多遗憾与不甘的叹息于时代的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