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继续推进,中国的农村和媒介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手机在农村已不是稀奇品,不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过去,城市主流媒体发展研究始终成为传播学界关注的一个主位视角.沿着这样的思路,农村的传播研究被边缘化。尽管传媒科技相对发达,农民从中获得的利益却非常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更好地使农村居民共享媒介技术进步,为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支撑,本研究选择长沙市郊农村的两个乡镇——榔梨镇和黄兴镇。先对农村手机使用状况做初步了解,列出访谈提纲和确立变量,科学地设计问卷。在实施过程中,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访问200多家农户,收回有效问卷160分。在深度访谈的同时,笔者将访谈内容录音,并进行整理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年满16岁的居民一般都拥有手机。从手机媒介消费的内在需求来看,方便日常联系是购买手机的第一大动机,其次是节省电话费、工作需要、看别人用、觉得时尚等等。从手机媒介消费的外在刺激来看,人际传播中的口碑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它传统的广告形式如墙体广告、营业厅的促销信息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手机功能消费方面,通话功能是人们第一选择,上网功能远远落后于其它功能,而且各个职业特征功能消费又各自不同。总而言之,手机在农村之所以这样受宠,是与手机的特征密切相关的,比如可移动性和及时性、个性化和隐秘性、和其它媒介的融合性等等。调查还发现,农村居民用手机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其传播主体、传播内容方面都具有中国传统农村的特色。传播主体方面明显还是亲缘关系的圈子占主要地位,内容方面又因手机作为大众传播、小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工具的不同而不同。作为人际传播手段的手机媒介,其传播内容主要包括工作需要、突发事情、聊天等；作为小众传播手段的手机媒介,其传播内容主要包括情感沟通、付费的商业信息等；作为大众传播手段的手机媒介,手机媒介的传播内容主要包括基于互联网的浏览新闻、登陆QQ等。而这些又直接导致了其传播效果的不同。最后,农村居民对手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依赖,本研究采用传统的数学模型方法,将农村居民对手机的依赖度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农村居民对手机媒介的依赖因年龄、职业等不同而不同。基于对人性的思考,笔者对解决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如果人们能延长自己的思考,把手机当做仅仅是人的延伸而不是人的器官,人们便有望从自己的智力成果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