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对象为1831年的噶厦噶准簿册。噶厦噶准簿册是一部比较真实反映噶伦日常工作的文献。由噶准编篡,且以每年一部的形式高产,是研究1831年左右时期噶伦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在研究17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贵族的服饰文化、迎接礼仪、庆祝节日、文学写作等方面能给研究者相对新颖的视角。作为正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后的第38年,驻藏大臣与噶伦、摄政之间的位置高低与每个时期有何区别,而这些条例与噶伦的日常办公又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都能在1831年的噶厦噶准簿册中找到答案,四位俗官噶伦们的工作处处显露了当时的文化与历史。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绪论阐述了研究的意义与目的、方法、国内外对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前中期的研究现状和对历史档案的研究状况。笔者主要运用文本研究的方法去解析簿册内容,运用档案学的方法探讨此簿册的档案价值。论文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是对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的建立到噶厦的发展、噶伦的设立等历史背景进行简单梳理。论证了噶伦其职业并非突然产生,而是有迹可循的。第二章介绍了1831年在噶厦任职的主要官员和簿册里提及的案班大臣与衙门。由于四位噶伦和驻藏大臣的个人历史很少,且很多噶伦的历史都是以家族史的形式保留至今,噶准和噶仲的个人史就更难找到,所以缺少丰富的资料供人查阅。驻藏大臣衙门的地理位置能在一些噶伦的个人传记中窥见一二,但是没有更细致、更为全面的资料,有的衙门位置只能大概猜测,现在已经找不到其准确的位置,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着实令人可惜。第三章分析了作为首个被公开出版的噶准簿册编篡方式的特点,第一节概述了其历史沿革、文书格式和缝制等的特点。第二节叙述了1831年噶厦噶准簿册其记载范围,内容涉及在各个庆典时前去服侍和出席人员坐垫安排、食品用具、穿戴饰品、迎接与送行时的礼仪等。第三节将其簿册的词汇特点,如:缩写词、借词、叠词等一一展开来解说。第四章运用档案学知识概括了噶准簿册的凭证价值表现在于它的原始性和唯一性。习俗与文化能维护国家和民族的记忆,而簿册作为充满历史文化的作物,其具有的历史参考价值不低。文化自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噶厦噶准簿册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真实记录,因此更应该去发掘其文化价值,运用档案学概念去解读这本噶厦噶准簿册。此篇论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很多藏文历史资料和档案资料,尤其是1831年在任的四位噶伦的个人史与家族史。用文本研究的方式去解读这本簿册。基于这样的思路,力求研究档案文献时际,能侧写出当时的历史文化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