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词类似于我国现代司法文书中的裁定书,但在表现形式方面还有不同,古代批词都是由书面形式作出并送达给呈词人,现在的裁定书既有书面形式又有口头形式。批词大多数用来处理案件的程序性事项,也有少量批词会涉及诉讼参与人的实体权利。作为我国古代司法文书的一种,批词在地方司法官员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缓冲当事人的对立情绪、解决案件纠纷、监督官员执法行为等方面有着深远的意义。自唐代批词被运用到司法实践始,一直深受司法官的青睐,之后历朝历代都不曾中断,尤其是在明清时期被大量制作。本文的基础史料选为清代官员樊增祥所著的《樊山批判》一书,此书中前十四卷收录内容为批词,最后一卷是与批词所处理案件相对应的判词,不仅批词数量多还很集中,更方便论证批词与判词的关系。此外,樊增祥在清代担任多处、多级别的地方官,对于研究清代州县官的司法理念也极具代表性。批词属于一种独立的司法文书形式,与判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司法官在对同一案件不同当事人的诉词做出批示以后,对案件具有了整体上的把握,才会进一步地做出判词。批词与判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制作时间、送达对象、语言风格及作用方面,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更及时高效。批词是解决案件程序问题或实体问题的裁判文书,可以看做是当代司法裁定书的渊源。批词自唐朝至明清时期一直存在并延续,本文对《樊山批判》中共1627篇批词进行分门别类,并对部分批词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认为樊增祥在司法实践中秉持息讼调解、道德教化、天人感应报应观、地方保护主义及歧视妇女的司法理念;在文书制作中重视说理教化、事实证据、律例宣传、优良习惯等特色;批词在法律实践中对官员的监督及高效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各项权利,以上都值得法律工作者在当代司法实践中进行科学借鉴,促进当代社会法治建设的发展。